黄建发是厦门市邮政分公司一名退休投递员，今年已经76岁了。在老黄的邮政生涯中，他常会碰到一些收件地址有误、找不到收信人的“死信”，这样的信件一般可以直接打回，但他总觉得这些信对别人来说很重要，尤其是一些从海外寄来的寻亲信，所以宁愿给自己“找麻烦”，也要尽力为这些信找到真正的“归宿”。在他看来，寻找的过程很有意思，就像一步步破解密码。
现年76岁的黄建发，对曾经“救”过的一封封信件记忆犹新。对他来说，寻找“死信”的破解密码，也是一种乐趣。
讲述/黄建发 整理/郑雯馨
1982年，我曾“救”过一封来自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寻亲信。当时两岸还处于隔绝状态，有些台胞先将信寄到美国，委托那边的亲友换上新的信封，写上真正要寄往的地址，然后辗转寄到中国大陆。那封信上写着“同安路9号”，可当时根本找不到这个地方，我注意到信封背后有备注“如果找不到，请寄到漳州某某地”；将信寄到漳州后没多久，信又从漳州寄回来，提到了三个可能的收件人名并附言说“请将信转投到大同路256号”，我根据提示去找，依然落空。想了半天，我留意到那三个收件人名中，有一个杨某某，突然记起曾经有一个住在开平路的人也叫这个名，一问发现真的是他，那时，他与在台湾的亲人已经几十年没有通信了。
这一次“救”信前后辗转了近一个月的时间，虽然过程比较波折，但我认为很值得。在那个时代，真的是“一封家书抵万金”，大家都渴望从这一封封信中获悉家乡亲友的近况，对那些分隔两岸数十年的台胞来说，一封家书更是寄托了他们对亲人的挂念，还有寻找失散亲人的急切。
“起死回生”寻亲情
我接到一封写着“水仙路2号”的信件，也是邮递员找不到地址准备退回，除了地址，线索只有收件人的名字。我带着信去了一趟公安局，筛查出了好几个同名人，一一寻访后获悉收件人搬到了开元路的瓷巷36号，那时他有事出门，他的妻子收下了信，对我来说这件事也算告一段落。
某天下班，我在家门口见到了那位收件人，他带着礼物，一见到我特别激动，从他口中我知晓了这封信对他有多重要：这是他远在台湾的母亲写给他的。他们家在解放前夕准备返回台湾，母亲先行一步，并提前买好船票，叮嘱照顾他的保姆，准时将他送到码头坐船。许是因为相伴多年有了感情，或是出于其他原因，保姆没有准时将他带往码头，他与母亲就此分隔两地。后来他在厦门长大、工作、结婚，对母亲的思念从未淡漠，母亲同样没有放弃寻找孩子，只是时过境迁，她只能凭依稀的记忆，填上早已不存在的地名和孩子的姓名，抱着一丝希望寄出了这封信，所幸的是这对母子终得以重逢。
另一对兄弟因信团圆的故事，至今想起来我依然很感动。1988年，我接过邮递员手上一封写着“厦门市思明东路中国照相馆张万成先生收”的“死信”，直觉应该是一封寻亲的信，可是信上所写的是解放前的地址。该从何处找起？多方询问后，我锁定了老照相馆的退休人员，终于在中山路235号附近，找到当年中国照相馆的老板，老板第一反应是“我的员工里没有这个人”，不过他也热心帮忙，问到了大同路上的一家私人照相馆，总算得到一条宝贵的线索：张万成在退休后去了鼓浪屿上的风行照相馆。
当我打通张万成的电话，问他：“你是不是有亲人在台湾啊？这里有封从台湾寄来的信。”他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立刻赶往邮局，路上还碰上去八市买海鲜的妻子。夫妻俩一到邮局，接过我手上的信，张万成的眼泪就止不住，不只是他的妻子，我在旁边都忍不住哭了。他告诉我，这是他哥哥从台湾寄来的，当年台湾发生瘟疫，不少人因此去世，他也生了病，哥哥为了保护他，将他送到厦门的姑姑家治病，当时一别可以说是生死未卜。后来因两岸隔绝，兄弟俩被迫中断了联系，直到两岸开始通邮，尽管希望渺茫，哥哥还是寄出了这封信。
在他们重新联系后的一两年，哥哥从台湾到厦门探亲，我正好去找张万成，见证了感人的重逢瞬间，当时哥哥热泪盈眶，对张万成说道：“如果这封信被退回去，我可能就放弃了，真的多亏邮局的好兄弟把我的信送到。”说完他们兄弟俩紧紧握住我的手，激动地说：“真不知道怎样感谢你，没有你的话，我们都以为对方已经不在了！”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黄建发（右）在送信过程中向路人打听信件上的地址。
绿衣信使解信谜
在我的邮政生涯中，接收过的台胞寻找大陆亲人的来信三百多封。尤其随着1993年两岸邮政部门正式互办挂号函件业务，台胞寻亲信的数量就更多了，同时厦门历经多年的城市建设，街巷名变动以及门牌号排列混乱都提升了“救信”的难度。成为投递组副组长和质检员之后，碰到投递员带回来的“死信”，我更不会轻易地盖章、签字并打回原址，宁可自己多跑几趟、多找人问问，希望能够找到正确的收信地址和人。在救活那些“死信”的过程中，我常常被信件背后的故事深深感动，尤其是看到那些七八十岁的老人家捧着信、热泪盈眶的样子，让我更加坚定这份工作是有意义的。
随着两岸开放探亲、互相通邮直至“小三通”，许多台胞纷纷回大陆探亲、寻亲，信件也不再是唯一的方式。我记得有一次，一位来旅游的女台胞，她受妈妈所托到厦门寻找舅舅，唯一的线索就是“大同路寺庙对面”，找了大半天一无所获，临傍晚时分求助居委会，居委会的人想到了我，我当时想：大同路沿街的宫庙已经拆了不少，可以去问问住在內武庙对面的老师傅。说来也巧，老师傅一听就说：“我知道这个人，小时候还在一起玩呢！”我们带着他给的地址，当晚就找到了台胞舅舅的家，这次寻人只花了2个多小时就找到了。
那些年，穿梭在老厦门的大街小巷，救活一封封“死信”，帮助台胞找到亲人的经历，对我来说永远是珍贵的回忆。也是因为这段经历，我有时会带领一些对厦门老街巷感兴趣的人，一起重走老邮路，其间穿插曾经投递邮件时发生的趣事。比如曾经收到了一封信，上面的地址写着“408路”，让人摸不着头脑，但我不想直接把信退回，万一是寻亲的台胞呢？于是嘴里不停念着“408、408……”，突然茅塞顿开，想着“会不会是闽南语的发音？”那么“408路”很可能就是“思明北路”；还有一封写着“零号路”的信，我马上就反应道：不就是仁和路吗！
所以说，寻找的过程也是很有意思的，就像一步步破解密码。我一直觉得，自己在挽救“死信”的过程中运气很好，总能顺利找到关键的线索或人，可能就像人们所说的“做人要做善事，相信善有善报”，将被退回来的信送到对的人的手上，本身就是一件善事，所以我才会感觉很顺吧！退休前我也跟年轻的邮递员分享自己多年工作的经验，告诉他们要认真对待接手的信件，因为它们可能关系到一个人乃至一家人的命运，背后有令人潸然泪下的故事。
创建于1897年的厦门一等邮局，距今已有百年历史，是两岸通信的桥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