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台海》杂志记者 郑雯馨
郑成功海商集团往来于日本、东南亚等地所运载的商品大多已经不存，虽然无法了解当初这些商船上都有哪些制作精美的商品，但我们可以从几本荷兰人记录的17世纪活跃于远东地区的商船或商馆日志中，找出郑氏航海贸易的身影。尤其在郑芝龙、郑成功父子两代经营的时期，凭借数量庞大的商船队，以及对东南沿海一带的掌控力，他们能与荷属东印度公司一较高下，在东亚海上贸易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十七世纪的巴达维亚城内，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职员正在整理各地商馆定期发来的日志资料，一一按次序归档保存，二三百年后这些尘封的文献由一名日本学者村上直次郎翻译成书，当中详细记载了荷兰殖民者统治东南亚时期的事务，在涉及海上贸易的日志里，出现了郑氏家族的身影，村上直次郎在“序说二”提道：“（郑成功）亲自派船二十四艘到东南亚各地，派往巴达维亚七艘、东京（今越南北部）二艘、暹罗十艘、广南（今越南中部）四艘、马尼拉一艘进行大规模的贸易。……而且第二年，好像也有船派往柬埔寨。”这些只言片语散落在不同年份、不同商馆上呈总公司的日志里，包括《巴达维亚城日记》与《热兰遮城日志》在内的一些涉及郑氏家族海外贸易的日记是研究郑成功家族海上贸易版图的重要史料。
十六世纪荷兰人绘制的金门至厦门一带的海域图，地图上标注“郑芝龙及其儿子郑成功经常在此活动。”后来郑成功更是将金厦两地作为基地，在东南沿海一带从事海上贸易。
千帆竞发向海洋
郑氏家族的商船从郑芝龙起便驶往日本、南洋群岛进行贸易，《郑芝龙与荷兰之关系》一文写道，郑芝龙于1641年6月从安平出发了6艘商船，经由台湾抵达长崎，书中详细列举了船上的货物，包括“白生丝5700公斤，黄生丝1050斤，捻丝50斤，丝线100斤，白绫5000匹，纺绸5000匹，红纺绸5000匹，红绮绫5000匹，白绮绫70000匹，缎子2700匹，天鹅绒500匹，……红地毯300枚，鹿皮150枚，鲛皮100枚，茶壶47个，茶碗1400个，白蜡600斤，水银200斤。其余各船所载亦皆类此，偶或装载象牙。”而日本长崎荷兰商馆日记中，记载1649年7月17日与郑成功商船的贸易，“一官（芝龙）的儿子所属的船只一艘，自安海入港。听说装载白生丝5000斤，绢丝5000斤，以及其他织物等类颇多。据云，近日属于同一船主的船只三、四艘就要来到这里。”
这两笔贸易记录间隔的7年间，郑氏家族内部也经历了不小的动荡，郑成功与降清的父亲郑芝龙决裂，在东南沿海一带招兵买马立誓抗清，此时的他尚且势单力薄，恐怕也无暇顾及家族的海上贸易，对此台湾史研究学者杨彦杰的理解是：“郑成功刚起兵时，肯定没有很多船能出海贸易，大概到了1650年，他在厦门局势比较稳定了，就有更多精力投入到海上贸易。”
正因如此，杨彦杰在进行郑成功海外贸易研究时着眼于1650年至1662年，即郑成功据守厦门直至收复台湾这一时期，他在论文《一六五〇年——一六六二年郑成功海外贸易的贸易额和利润额估算》中计算了这12年间中国商船航往日本贸易的船数共649艘，再结合日本学者岩生成一的调查所得“从1647年到1662年入（长崎）港的中国船主要来自郑氏势力范围内的地区。比如1650年来港的七十艘中国船中，来自郑氏势力范围内的福州、漳州、安海的占五十九艘，约占百分之八十以上，而且几乎年年如此。”由此大致能推断出：郑成功对日本贸易船数，平均每年约为四十艘左右。
至于郑成功在东南亚一带的贸易船数，也可通过日记上的记录进行估算。杨彦杰提到了《巴达维亚城日记》里曾说“1654年，（郑成功）一伙驶往日本的二十六艘大型帆船全部为风暴所阻，未能到达而蒙受了很大损失。第二年（1655年）一到，他即亲自派船二十四艘到东南亚各地，……进行大规模的贸易。”他根据这条信息推断，郑成功每年派往东南亚各地贸易的船，平均应该不会高于二十四艘；再加上岩生成一在《关于近世日支贸易数量的考察》中提到，“1650年至1662年，中国商船由东南亚航往日本贸易的船数，平均每年约十三艘。”结合郑成功商船占中国商船总数的百分之八十来算，他说：“郑成功每年对东南亚各地的贸易船数，平均在十六艘至二十艘之间。”
郑氏海商的贸易利润
“郑成功海外贸易是根据贱买贵卖这一商业原则进行的。利用某商品在甲地与乙地间的差价，长途贩卖，从中赚取巨额商业利润。”杨彦杰说道。他还总结了在这个原则的主导下，郑成功海外贸易的线路主要分为“中国—日本”和“中国—东南亚”两条直线贸易，以及“中国→东南亚→日本→中国”和“中国→日本→东南亚→中国”两种三角贸易，前者正是郑成功海外贸易的主要路线。
每年频繁往来日本及东南亚各地，郑成功的商船究竟带去了哪些商品，又换回了哪些商品？杨彦杰说“郑成功对外输出较多的商品是生丝，尤其是输往日本，所以那时候也用生丝船来称呼中国商船，此外还有一些瓷器。然后他从日本带回的包括金、铜及武器，从东南亚带回较多的是香料。”其中生丝价格的波动，往往对海外贸易的利润产生明显的影响，《巴达维亚城日记》在1625年4月6日的日记里提道：“生丝（从前一担卖八十两，其后卖至八十五或九十至九十五两，是很高的价格），现在中国跃至一百十五两，日本人去年以一百六十两买进。我们若出价一百四十五至一百六十即约二百里亚尔，即可买进足够的生丝。”
从日本交易回来的东西，大多用于郑成功的军备，例如铜铸造的铜铳、铜炮等，还有日本刀一类的武器多用于作战。关于这些商品所获得的利润，杨彦杰整合多方资料，做了大致估算。首先在对日本的贸易中，主要的黄金（每两）利润率为83%，铜（百斤）利润率为48%，武器的利润率虽然比这两项高，但输出量不会超过这两项，结合其他的资料，最终他得出的结论是：“郑成功在日本贸易的利润，平均每年约达一百四十一万两银。”至于与东南亚的贸易利润，据他估算，“郑成功每年输往东南亚的商品，出售得价在一百二十八万至一百六十万两银之间，以获利百分之百计，则可得六十四万至八十万两的利润；若以郑成功每年从东南亚载回四十八万至八十万两银的香料计算（东南亚价格），则可获利二十九万至四十八万两，两项相加，郑成功在东南亚贸易的利润额，平均每年在九十三万至一百二十八万两银之间。”加上对日本的贸易，“郑成功海外贸易（包括对日本和东南亚的贸易）所获利润总额，平均每年在二百三十四万至二百六十九万两银。”
如此频繁的海上贸易赚取的利润，有一大部分用于郑成功抗清作战，尤其是战事前后，为了筹措军需军备，更需要频繁地出航经商。《巴达维亚城日记》中收录了几条来自“长崎日记”的记录，提到郑成功于1653年10月21日致大员长官尼古拉斯·费尔堡的函件中说：“数年来，我竭力与鞑靼人作战，耗费甚巨，我以为有必要派遣各类船只前往巴达维亚、暹罗、日本、东京、大员（今台南安平）以及其他地方贸易，将所得收入充作兵饷。”
一触即发的危险
正是因为郑成功的商船在东南亚及日本进行大规模的贸易活动，自然给当时荷属东印度公司带来了不小压力，由此荷兰人、西班牙人经常在海域抢夺郑氏商船，甚至欺压屠杀中国商民，最终导致郑成功下令禁止大陆商船前往台湾贸易。1656年7月郑成功下达海峡禁航百天的命令，并派人到台湾宣读，他说：“本藩授权于永历皇帝，统辖中国沿海地区，兹颁布通告，严禁任何人未获本藩许可私自驾船前往各地贸易。若与公正商人来往，则不会予以禁止。”
在郑成功眼中，“马尼拉（的西班牙）商人如虎豹一般，草菅人命。此前他们曾打死我的臣民，霸占其船货。”而且他还写信给巴达维亚的总督，要求他不要为前往马尼拉的商人发放许可。这条贸易禁令对荷属东印度公司而言是巨大的打击，令荷兰人在华贸易完全停滞，最终是由当时在大员的中国人何斌作为使者，前去拜见郑成功请求他疏通贸易。
这场风波揭示了郑成功的海商集团与荷属东印度公司之间存在的深层矛盾，其实从《巴达维亚城日记》与《热兰遮城日志》中就能看出，荷兰人十分在意郑成功，他们似乎有预感，这位青年的行事作风不同于他的父亲，也担忧他对台湾的态度。1652年台湾发生郭怀一起义，就有传言称郑成功准备出兵台湾，虽然这一猜测并没有真的发生，但在杨彦杰看来，“荷兰人一开始对郑成功就比较防备，从他1646年起兵起，就关注他的一举一动。” 他们对郑成功那一方的消息格外敏感，尤其是他与清军作战的情况。
在《热兰遮城日志》的记录中，直到1661年4月15日，荷兰人还得到了有关郑成功的情报，“有谣言流传，国姓爷于他们的第二个月的十八日（中国的农历），即3月18日，公布告示，禁止前来大员的航行和交易，两天后，命令他的军队搭上九百艘戎克船，要前来此地。”这一传言没有真的发生，荷兰人猜测是因为“他们以为，那时我们所有的船只都会离开此地航往巴达维亚了，但是后来得知，我们还有五艘船只留在此地，而且去年来的士兵，也全部留在此地。”无论如何，种种紧张的情绪已经开始蔓延，他们隐约感觉到，郑成功出兵台湾这件事即将演变为真实的行动。
参考文献：
1、杨彦杰《一六五〇年——一六六二年郑成功海外贸易的贸易额和利润额估算》
2、村上直次郎译、郭辉（中译）《巴达维亚城日记》
3、江树生译《热兰遮城日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