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湾同胞长达五十多年的抗日史中，除了汉族民众，台湾少数民族同样书写了光辉的篇章。他们不屈不挠的反抗揭示了日本殖民者在台的残酷统治与压榨政策，虽然最终都走向悲壮的结局，但他们的精神却永远值得铭记。
日据台湾时期，武装抗日的台湾少数民族同胞。
文 /《台海》杂志记者 郑雯馨
自甲午割台以来，除了汉族绅民自发组织义军抗击日本殖民者外，台湾岛上的少数民族世居山区，众多的山林蕴藏着丰富的物产，不仅有木材、樟脑等资源，亦不乏煤、金等矿产资源，日本殖民者占领台湾后，对这些少数民族采取“理蕃”政策，进行了长达数十年的屠杀征讨，将其驱赶圈禁，并派遣日本警察进行监管，同时大肆掠夺当地的物产及矿产，种种举动自然引起了少数民族的激烈抗争。
泰雅人主要生活在台湾（北部）中央山脉地区，拥有独特的语言及风俗习惯。
“血色”樟脑
樟脑是一种从樟树中提炼而来的高价香料，台湾从1851年起持续60年的樟脑年产量位居全球第一，其中苗栗南庄是台湾岛内樟脑的最大产地，这里也是赛夏人世代聚居之地。然而日本殖民者为了占有这一物产，用尽各种巧取豪夺，不仅设立了樟脑专营结构，更变本加厉地掠夺赛夏人的山林，企图垄断樟脑产业。
为了捍卫本族的领地和生存，1902年7月6日，拥有清朝六品竣工和监生荣衔的赛夏人部落首领豪杰日阿拐，联合东河社、大隘社、鹿扬社泰雅人以及客家汉族同胞约500人，袭击南庄支厅的日本警察，可惜事前消息走漏，当时日本驻台湾总督府调集了由步兵、工兵、宪兵、员警部队组成的1080名日本军队前往镇压，双方激战三个月，最终日军死22人，伤36人，而台湾少数民族战死者10人。
11月17日，双方约定在南庄谈和，可是日本宪兵却提前到场并埋伏了机枪，等到少数民族谈判代表抵达现场时，突然四方枪声响起，毫无防备的众人遭到日军的疯狂扫射，包括鹿场社头目逮鹿在内的8人当场被杀，其余 16人侥幸逃脱，这就是“南庄事件”，而最开始的领导者，赛夏人部落首领日阿拐虽逃脱，但从此便匿居深山，最后抑郁而终。
同样因为拥有丰富的樟脑资源而备受剥削的还有世代居于大嵙崁（今桃园县大溪镇）的泰雅人，由于熬制樟脑是泰雅人最主要的经济来源，因此当日本驻台湾总督府强行将樟脑熬制和交易交给日本警察管辖后，泰雅人选择拿起武器，投入抗日武装斗争。
1900年6月，泰雅人发动了武装起义，得到消息的台湾总督府立即命令日本军警5000多人，分三路围攻大嵙崁。由于当地地形复杂，尽管日军装备精良，但在历时五个月的围剿当中，依然无法使泰雅人屈服。愤怒的台湾总督府再次增遣驻守新竹的日本军警2000多人进犯，然而，在泰雅人的刀枪下，日军死亡100多人。眼见战事出现胶着，日军开始大量架设铁刺电网，并构建围堵防御工事，企图以此封锁泰雅人的活动，通过长期围困的方式迫使他们屈服。
1907年3月，泰雅人组织起一轮新的反抗，这一次形成了北部深坑、桃园、新竹各厅泰雅人联合起来抗日的高潮。在当年的10月至11月，由汉族与少数民族联合作战的大嵙崁抗日起义、北埔抗日起义纷纷爆发，起义者们大举“安民”旗帜，与大隘社、十八儿社赛夏人联合，这100多人的队伍袭击北埔支厅，歼灭日本军警57名。1908年，埔里支厅二十六社泰雅人受到鼓舞起义，1910年1月29日，桃园等地又发生了泰雅人三蕃抗日起义，这些起义队伍狠狠打击了日本殖民者的嚣张气焰。1912年8月，大嵙崁泰雅人对日军发动突袭，经过五十多天的鏖战，最终以泰雅人歼敌500多人而告结束。
左>雾社事件纪念公园前，写有“碧血英风”的牌坊以及后面的莫那鲁道纪念碑是为了纪念起义抗日的莫拉鲁道父子及九百多位奋勇护家园的英雄。
右>雾社起义领导者莫那鲁道(中)和他的战友。
雾社英魂
台湾南投县仁爱乡的雾社事件纪念公园里，树立着一尊高大魁梧的人物石像，他是来自台湾南投雾社部落的少数民族、雾社起义的领袖人物莫那鲁道。雾社一带居住着泰雅人谢塔喀的分支，共有马赫坡、勃阿伦、荷戈、罗得夫、太罗万、束库等十二社500多户，2000多人口，世居此地的少数民族还曾经协助刘永福、柯铁所领导的义军抗击日军，日本殖民者为了征服这一地区，甚至还出动了大炮，可见其彪悍善战的作风。
雾社一带丰富的森林资源同样躲不过日本殖民者的疯狂掠夺，他们无视当地少数民族将森林中的巨木视为保护神的传统，强迫当地人砍伐巨木，用来修建日本人的神社，同时以奴化教育和高压手段对少数民族后代进行所谓“文明洗礼”，当地人的愤恨在这一次次的欺压中逐渐达到顶点，最终在一场婚礼上，引爆了起义的火种。
1930年10月7日，莫那鲁道的儿子达拉奥结婚，正巧一位日本警察吉村经过此地，达拉奥本着敬客的礼仪向他递上了一碗酒，岂料吉村竟傲慢地用手杖将酒碗打掉，达拉奥一家人感觉受到了侮辱，于是将吉村痛打了一顿。怒不可遏的吉村事后以“侮辱官宪”的罪名将达拉奥拘押拷打，并声称要严办莫那鲁道一家，莫那鲁道于是下定决心，联合马赫坡、波瓦仑、斯固等多个部落发动武装起义。
1930年10月27日，莫那鲁道等人利用日本殖民者举办“台湾神社祭”的时机，率领起义民众突袭马赫坡、勃阿伦、荷戈等处的警察驻在所，杀死日本人134名，伤26名，夺取枪支180支、弹药23000发，同时还切断电话线，破坏桥梁；初战顺利的起义民众兵分两路，分别进攻雾社周边的警察驻地、宿舍、制脑公司等，最终在雾社小学操场会合。当日本殖民者还沉浸在节庆的氛围时，突然一名少数民族青年闯入会场，只见他手起刀落，将坐在来宾席上的台中州理蕃顾问管野政卫的头砍下，在场的日本人还未弄清情况，现场已是刀光剑影，这场突袭共杀死134名日本人，伤18人，缴获130余支步枪，2万多发子弹和一挺机关枪。直到一名侥幸逃脱的督学仓皇奔下山后，台湾总督府才知晓此事。
雾社起义爆发后，日本殖民者组织1100多位警察、800多位陆军士兵和1300多位军夫的讨伐部队紧急集结，莫那鲁道率领起义民众在雾社与之展开激战，一直持续到11月3日，各社相继沦陷，起义群众撤退到山地继续坚持战斗。
日军不仅动用了飞机大炮，甚至使用化学毒气进行残酷镇压，导致起义民众伤亡惨重。莫那鲁道虽然凭借山林险隘顽强抵抗了36天，但他明白终究寡不敌众，于是走入最隐蔽的密林中自杀，随着其他领导者自尽，雾社起义宣告失败。1934年，莫那鲁道的遗骸被发现后，日本殖民者竟残忍地将其曝晒，并运到当时的“台北帝国大学”当作研究标本，直到1973年，莫那鲁道终于得以归葬故乡，他所领导的雾社起义是台湾少数民族抗日的高潮。
布农人主要在中央山脉的两侧聚居。日据时期，布农人是抗日时间较长的少数民族，亦是归顺日本最晚的。
抗日悲歌
除了轰轰烈烈的雾社起义，台湾其他少数民族在面对日本殖民者的残酷统治时都曾掀起武装起义，包括北势泰雅人被强行收缴猎枪和弹药，于是突袭了大湖厅松永警察所，日本军警竟然调动大炮对他们进行轰击，但北势泰雅人凭借地势还是数次将其击退，最终只能通过架设路障和高压铁网来围困起义民众。
花莲太鲁阁人也是台湾中东部最重要的抗日群体之一，因驻花莲新城的日军士兵侮辱强奸当地少数民族妇女，愤怒的太鲁阁人对驻守的日本官兵发动了攻击，此战歼灭了日军13人，是为“新城事件”。虽然日本军警立即增派兵力，甚至调动驱逐舰支持，但因为太鲁阁起义民众藏匿于山区，加上日军突发传染病而草草收场。此后太鲁阁人陆续发动了多场突袭，顽强地抵御日本侵略者。在其中一场战役，太鲁阁人不屈地斗争，最终令日军死122人，伤254人，虽然最终因弹尽粮绝而无力再战，但时任台湾总督的佐久间佐马太也在此战中负伤，并于半年后死亡，他是日本侵华史上阵亡的最高军阶者。
在台湾少数民族中，布农人的抗日斗争虽然不如雾社起义那样轰轰烈烈，却是抗日时间最长的一族。他们与日本殖民者的矛盾源自1901年，台湾总督府佐久间佐马太开始推行所谓的“五年理蕃事业”，首要的一点就是强制没收少数民族的枪支与弹药，对布农人而言，这些都是赖以生存的工具，而且根据族中传统，枪支作为祖先留下的遗物，不能轻易交给外人。
日本殖民者的这一举动立即引来布农人的不满，起初零星的冲突都是为了夺回枪支，规模都不大，这种情况一直发展到1915年5月，喀西帕南驻在所第二次逼缴辖区内枪支时才全面扩大，愤怒的布农人将当时驻在所的十名日警悉数枪杀。随后几天内，大分部落也对日警展开突袭，一举杀死12名日警，后来被称作大分起义。接连的起义震动了花莲港厅，日警立即向台北、台中求援，由此拉开了布农人长达18年的抗日斗争。
日本军警为了镇压布农人，同时加强对其他山地部落的控制，于1919年开辟了八通关越横断道路，并在华巴诺设置炮台。后来又开辟关山越横断道路，以期南北包夹死守玉穗（塔马荷）的最后一支抗日力量。布农人的起义民众与日本军警相比，虽然人数和装备都不占优势，但他们的抗日活动还是持续了18年，其间更是不时地给予日警痛击，成为日本殖民者心目中的“本岛最后未归顺蕃”，如此的决心和毅力，与雾社事件同样值得被铭记。
参考文献：
1、苏杭《台湾抗战》
2、李跃乾《台湾抗日运动简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