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抵制日本殖民者推行日语及对汉文的排斥，林献堂联合台湾乡绅共同集资，创办公立台中中学（今台中一中），专门招收台民子弟入学，以抵抗日本的殖民教育政策。图/台湾史档案馆提供
同化政策，是日本在台殖民统治的中心内容之一，其核心是摧残、消灭台湾地区的中华文化，代之以日本文化，企图将台湾人民改造成“畸形的日本人”。然而，这一政策遭到了广大台湾人民的强烈抗拒。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历史研究所教授陈小冲指出，人是文化的载体，台湾是由大陆移民拓垦、开发的，他们在渡海东移、定居台湾的时候，也将自己世代传承的文化传统、信仰习俗、语言观念带到这里，台湾文化，实实在在就是中华文化的延伸。“几千年悠久历史的中华文化，留存于台湾人民的生活之中，扎根于台湾这块土地之上，祖祖辈辈，相继不渝。日本殖民者企图在短期内改变他们的文化，既在理论上违背了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也在实践中遭到台湾人民的强烈抗拒，终究难逃失败的命运。”
日据时期，台湾岛内唯一由台湾人资本所推出的《台湾民报》，是当时最具影响力的报纸之一。
除了《台湾民报》，台湾同胞还创办了《台湾青年》和《台湾新民报》等汉文报纸，宣传进步思想，介绍祖国情况，抨击台湾总督府的施政方针，对台湾人民进行思想启蒙动员。
用多渠道阵地宣传中华文化
普及日语及日本文化，是日本在台同化政策的主干，也是台湾人民抵制同化的重要目标。在日据初期，台湾人民就很少将子弟送入殖民者创办的日语学校中学习，而是继续沿袭传统的书房或私塾教育，接受汉文汉字的传授。
一些民族意识浓厚的文人士绅，终身不习日文，即使与日人交谈，亦带有翻译，不少学生在学校学习日文，在家中则多用闽南语交谈，因此，学生毕业后，大多也将日语忘得差不多了。
为了抵制日本殖民者推行日语及对汉文的排斥，出身台中雾峰望族、久有抗日意志的林献堂，联合台湾乡绅共同集资，创办公立台中中学（今台中一中），专门招收台民子弟入学，以抵抗日本的殖民教育政策。1915年5月，公立台中中学正式开校，当时有人评论这所中学是“殖民地人民自发地在教育上自求多福取得成果之事例，却间接开启了1920年代台湾波澜壮阔的民族运动”。日本人矢内原忠雄也曾为此惊呼：“这是台湾民族运动的先声。”
除了创办中学，台湾有志之士还多次开办宣传中华文化和有关汉文汉字的讲座、演说和讲习班，讲授《中国古代文明史》《中国学术概论》《资本主义的功过》《台湾通史》《宪法》等课程，由于“所讲的民族主义及对台湾统治的责难，唤起地方民众甚深的反映，受到很大的欢迎”，“酿成普遍的反母国（日本）的风气”，这对当时日本殖民者思想教育领域的同化活动是有力的反击。
另一方面，面对在台日文报纸试图“以言论机关的运用来诱导同化政策”的阴谋，台湾同胞创办了《台湾民报》，以汉文记事，开辟一个延续中华文化的阵地。《台胞抗日文献选编》中记载，台湾文人乡绅在《台湾民报》上刊文称：“我们台湾的人种，岂不是四千年来黄帝的子孙吗？堂堂皇皇的汉民族为怎么样不懂自家的文字呢？……汉文的种子既然要断绝了，我们数千年来的固有文化，自然亦就无从研究了。连我们自己的民族观念都消灭了，将来世界上的人类若比较起来，我们就可以排在最劣等的里面了。但是劣等的人类，究竟叫做甚么东西？有人视叫做奴隶。这个奴隶的名词，我们台湾的兄弟到底承认不承认？若是承认，我就没有话说，若是不承认呢，赶紧想个法子，去补救汉文的一线生机。”
同时，台湾同胞还创办了《台湾青年》和《台湾新民报》等汉文报纸，宣传进步思想，介绍祖国情况，抨击台湾总督府的施政方针，对台湾人民进行思想启蒙动员。
陈小冲介绍，日本全面侵华时期，当时欧洲各国报刊，如瑞士《日内瓦报》《地方导报》、美国《纽约世界电讯》等，均在报道中直接对日本“侵略有理”的宣传提出质疑，并隐约传达出日本人掩耳盗铃的伎俩。而《台湾新民报》则就“九一八”事变发出了与殖民当局的报纸、电台不同的声音。单从其在事变期间新闻版的标题，如《满洲遍地起风云，日本军占领奉天》《张氏通电倡导和平，国家命脉一线仅存，披发缨冠拒容忽视》等，以及称日军不称“皇军”和“我军”，还有夹杂在新闻后头的冷语，如“霹雳一声，奉天城头飘扬着日本国旗，不见有青天白日了！”等，明显可看出该报“心向祖国”的民族主义立场。
“在日本高压的统治下，《台湾新民报》‘甘冒大不韪’的做法显得极其可贵。”陈小冲说，“九一八”时期，《新民报》的编辑，为日本侵略祖国痛心愤慨，将所有电文凡是“支那”皆改为“中国”；为不侮辱祖国，轻视自己，常与检查报纸的日本警察发生争吵。该报还经常刊登直接向日本政府发出警告战争后果的言论。
日据时期，台湾文人雅士在雾峰林家聚会。
用诗文为武器开展非武力斗争
诗文留香，昭示着坚不可摧的中华民族精神。在台湾武装抗日斗争转入低潮之际，以林献堂为首的一批台湾文人决心以“文”抗日，开展以诗文为武器的非武力斗争。林献堂在其家莱园组织起日据时期台湾诗人的第一个诗社——“栎社”。日据时期，“栎社”在保存祖国文化、培养民族气节、教育子孙后代方面起到了一定的历史作用。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吴浊流在《回顾日据时代的台湾文学》一文中曾说：“我入栎社之后才知旧读书人……骨子里，汉节凛然”，从他们那里“学习不少爱国诗词”。当时，台湾各地诗社、文社皆以莱园“栎社”马首是瞻，尊称林献堂为“迷惘年代的掌灯人”。
1911年2月，梁启超应邀访台，曾住林献堂莱园五桂楼中，并写下《莱园杂咏》十首，使莱园更增声价。旅台期间，梁启超还专门改编了十首台湾民歌（他后来名其《台湾竹枝词》，在小序中，公然申明是为“遗黎写哀”），其中一首为：“相思树底说相思，思郎恨郎郎不知。树头结得相思子，可是郎行思妾时？”此诗从表面看是妻子思郎之作，但深层却寓含着台湾同胞思念祖国之情，蕴含着吁请祖国不要忘记他们的大声呼喊。
和林献堂一样，连横也是出身台湾望族，其祖于清康熙年间从福建漳州府移来，世代经商，家业迭兴。日本侵台后，连家的“芳兰号”烟铺及水田被强行征收，连氏家族迁台六代经营所得，就此毁于一旦。连横少好读书，稍长即有反清爱国思想。出于对殖民统治的憎恨，连横发起成立古诗社“南社”，与林献堂的“栎社”相互唱和。
华东政法大学教授刘志娟介绍，除了写诗，日据时期，台湾一些作家仍在不断翻译介绍祖国大陆的作品，还有一些作家则暗中写作反战小说，反映出不屈的民族精神。“如施文杞、杨守愚、陈虚谷、蔡秋桐等。他们坚持中文写作，其白话作品《台娘悲史》《十字街头》《他发财了》《夺锦标》等直击日本殖民统治的罪恶。其中，尤以‘台湾新文学之父’赖和的小说最为典型。”刘志娟指出，到了日本侵华战争全面展开，日本殖民当局在台湾变本加厉地推行“皇民化运动”。其中就包括废止汉文书房（私塾），报刊禁用汉文，禁止使用汉语，以及倡导为日本殖民战争服务的皇民奉公文学。在此情况下，具有强烈中华民族意识的台湾作家首先是以不合作态度拒写皇民奉公文学，其次便是借用日文来进行写作。尽管用异国的文字来表现本民族生活和情感会有所不便，但在当时的情况下也是无奈之举。以此来坚持民族的良知，发出自己的声音。
在所有台湾文人作家的抗争中，连横的存在显得尤为重要，为反抗殖民当局的“同化”政策，打破殖民者篡改台湾历史，甚至重新捏塑台胞灵魂的阴谋，从大陆归台后，连横决定撰写《台湾通史》，保存祖国文化，使今人后世不忘台湾历史。由于他一向注意搜集台湾人民反割台斗争的史料，在民国初年又曾进入清史馆，有机会接触到重要史实，在台湾文人中最具备写此通史的条件。经5年呕心沥血，终于在1920年出版皇皇巨著《台湾通史》。此书上溯隋朝，下至甲午，涉及近千余年之史事，在台湾文献史的地位甚高。
1925年10月，台湾文化协会新竹州支部成立合影。
用文化组织开展政治社会运动
就在众多台湾文人志士以笔杆子抵抗日本文化侵略的同时，一些进步文人也在思索和寻找前进的道路。最终，他们决定以文化组织的形式进行，发起了一连串要求自由平等的政治社会运动。
台湾留日革命青年于1920年成立“新民会”，公开进行文化运动，开展反日宣传。台湾文化协会、台湾民众党、台湾地方自治同盟等政治团体也相继成立，加上要求民主自治的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等，掀起了日据时期社会、文化和政治上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
特别是1921年10月，在蒋渭水等人的倡议和林献堂的支持下，台湾文化协会成立。刘志娟介绍，该协会“以助长台湾文化之发展”为名，却隐含启发民智、传播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促进民族意识广泛觉醒之意。此为日据时期台湾民间自发的最重要的一场文化启蒙运动，其中最有影响力、最能直接教育民众的活动便是举办各式讲演会，其讲演的内容涉及历史、哲学、法律、经济学，甚至还有公共卫生等方面。在做演讲时，该协会成员往往自称汉族，并时常提及中国、祖国等字眼。
“可以说，台湾文化协会推动了台湾人民民族意识的高涨，增强了台湾人民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以致台湾总督府批判台湾文化协会，‘怀慕中国之情甚高，与中国人日益亲善，期待国权回复。’”刘志娟说。
随着革命的深入，由不同阶级出身和不同思想倾向的知识分子组成的台湾统一战线组织台湾文化协会却发生了分裂，分化为几股不同的力量。
1927年10月，台湾文化协会在台中召开第一次全台代表大会，正式宣告分裂，林献堂、蒋渭水、蔡培火等脱离出走，另行组建台湾历史上第一个合法的政党——台湾民众党，正式作为台湾新兴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登上政治舞台。台湾文化协会（新文协）在左派人物王敏川领导下继续开展活动，毫不屈服殖民当局的高压统治，勇敢无畏地传播民族文化，宣传民族意识。
而对各种文化、社会运动，日本殖民者采取防范、镇压态度。刘志娟指出，台湾文化协会真正只存在10年时间，但对台湾社会却产生了深远影响，其民族意识和爱国精神感召了许许多多的台湾民众。“而从台湾文化协会到台湾民众党，标志着台湾人民的反殖民抗争从文化运动转向了政治性结社，显示了台湾人民要求自决的民族意识的进一步觉醒。
日据时期，日本殖民者一向希望能用文化来同化新一代台湾青少年，但在一系列高压政策下，一批爱国志士没有沉默，更没有臣服，身处 “地下状态”仍在进行激烈的斗争。虽然，台湾的这一场政治文化运动是注定失败的，但仍在相当程度上唤起台湾人的民族意识，没有让日本彻底同化台湾人，对台湾历史、文化的传承有着极大的影响和贡献。
正如日据时期台湾民族运动领导之一杨肇嘉先生所说的：“台湾人民永远不会忘记祖国，也永远不会丢弃民族文化！在日本人强暴的统治之下，度过了艰辛苦难的五十年之后，我们全体台湾人民终以纯洁的中华血统归还给祖国，以纯洁的爱国心奉献给祖国。”这就是台湾文化的主旋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