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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愁萦绕——追忆余光中四次厦大行

来源: 2019-04-08 10:53

编者按

在台湾的众多厦大校友中,余光中恐怕是两岸最具知名度的一位。


 “读者”,是许多人与余光中最资深的关系。余光中一生从事诗歌、散文、评论、翻译的创作,自称为写作的“四度空间”,被誉为“艺术上的多妻主义者”。在台湾,他是作品最常被选录教科书、升学考最常入题的当代作家。


 余光中,出生于江苏南京,祖籍福建永春。母亲原籍江苏武进,故也自称“江南人”,年轻时历经战乱,1950 年5月底到台湾,9月,正式考进台大外文系三年级,开始向文坛进军,1954年参与创立“蓝星诗社”,发行诗刊推广文学。


从时间来划分,从1950年到1985年移居高雄,这35年,是他的台北时期,其中涵盖了他的美国经验与香港生活。每次,只要他一到海外交流,台北厦门街即成为乡愁,他说,台北城南对他而言别具意义:“做先生、做老师、做父亲都在这里。”


1985年9月,余光中接下高雄中山大学教授聘书,开始他的高雄岁月,那年他57岁。在新的环境里,他积极参与外界的活动,1986年1月,他参与高雄市第一届“木棉花文艺季”,并写了一首充满青春活力的主题歌《让春天从高雄出发》,成为他在高雄时期的第一首“名诗”,此后,历任高雄市长都必借此诗抒怀明志。2019年1月,高雄市政府宣布推出“余光中日”。


余光中晚年皆在高雄度过,越到晚年,余光中的文学活动越多,尤其是两岸交流之后,来自大陆的邀请激增。他曾撰文说:“大陆是母亲,台湾是妻子,香港是情人,欧洲是外遇。”《乡愁》是他的名片,传遍华人世界,其他如《乡愁四韵》也相当脍炙人口,被谱成民歌传唱两岸,串起共同的文化记忆。


2017年12月14日,余光中病逝高雄。2018年春节,台湾“民谣之父”胡德夫参加大陆《经典咏流传》节目,用《乡愁四韵》追忆余光中,再续“乡愁仍在”。只不过,这一次,我们在这头,他去了那头。


作为《余光中传》作者,厦门大学教授徐学,直言余光中是一个没有经历过大挫折的人,一生都顺风顺水。他陪同了余光中的四次厦大行,从他字里行间,我们似乎读到萦绕不去的乡愁。


1995年,余光中第一次回到厦大,此时距离他离开母校已经整整46年。但在余光中眼里,眼前的一草一木,与他记忆里的美丽校园一模一样。


1995年至2014年,余光中先生四次重返母校,都是住在厦大逸夫楼,我都是全程陪伴他,朝夕相处,其中有许多感人细节,至今难忘,在此与文友校友分享。


时隔46年再次返校

1993年,在香港中文大学,我第一次见到了余光中先生,我拿出先生当年在厦门星光日报发表的诗文的影印件,先生看了非常高兴。先生说,他1949年2月到厦门,住在思明区的公园南路;3月初,他从金陵大学外文系转学到厦大外文系注册,成为一名不住校的走读生;8月底,他得到一张厦大外文系的肄业证书,和家人一起前往香港。余光中先生虽然只在厦大读了一个学期,但对厦大一直存有美好的印象和不绝的追忆。


厦门的秀丽风光,也是余光中成为诗人的触媒。他说,从上海乘船来厦门,在茫茫大海中漂荡几日,忽然看见了鼓浪屿,觉得仿佛海上仙山,还有英雄树和亚热带的生命,都促成了他的创作冲动。在厦门时,他刚刚踏入诗歌之门,写诗也写诗论,但对于诗歌的天地,莫测高深,憧憬远多于认识。


从香港回到厦门,我又接到余先生的信和书,信里说:“厦大是我母校,厦门则兼有故居与故乡的双重感情。当年在厦门,我读大二下学期,正是文艺青年的成长期,有强烈的创作欲,却不知该从何着手。不过当时的回忆却是深远的。”

余光中与本文作者徐学(右一)1993年于香港中文大学邵逸夫堂前合影。图/徐学提供


他还在信中表达了他想重返母校的愿望。我很快就把这个讯息转达给校方。 


1995年清明时节,余光中先生应母校之邀,来厦参加七十四周年校庆。对多年漂泊的归来游子,故乡展开了它的笑颜;对名重海内外的诗人校友,母校也轰动了。余光中先生那次在厦时间虽然只有短短的四天,日程却安排得满满当当的。


他刚在宾馆安顿好,就来了许多永春籍的校友,有辜联昆副校长、郑冬斯副书记还有李秉濬教授等,他们和先生相谈甚欢,其中一位还即兴背诵了《乡愁》,先生听了开怀大笑。


4月6日,余光中登上建南大礼堂校庆大会的主席台,在那里重遇老校长汪德耀,两人忘情相拥。在庆祝大会上,余光中即兴发言,他说,“今天是母校七十四周年校庆,中国人讲究逢五逢十,七十四对母校是小庆,对我却很重要,因为我离开母校四十六年以后又回来了。”


他说,“除去几次赴美讲学,有二十多年,我一直住在台北厦门街。在那条狭长的巷子里,有一座四层日式小楼,有一间六个榻榻米大小的房间,是我的书斋。”


他说,“每到冬天,想到扑面而来的寒流是从大陆来时,想到这种酷寒我与大陆分担,严寒里竟有一点温暖的感觉了。”他是厦门人,二十年来,不住在厦门,住在厦门街,算是嘲弄,也算是安慰吧。


他回忆当年在厦大的情景,从市区的公园路到南普陀去上课,沿海要走一段长途,步行不可能。“母亲拿出微薄积蓄,让我买了一辆又帅又骁的兰苓牌跑车。从此海边的沙路上,兰陵侠疾驰来去,只差一点就追上了海鸥,我享受每寸的风程。现在,隔着台湾海峡和南中国海的北域,厦门、香港、高雄,布成了我和海的三角关系。厦门,是过去式了。香港,已成了现在完成时,却保有视觉暂留的鲜明,高雄呢,则是现在进行时。”


他在中文系、外文系为学弟学妹各做了一场演讲,在这位雍容平和,吐属清雅的老师面前,学生感到一种久远的传统。先生演讲中穿插朗诵自己那些满带春天气息的诗歌,如《梅雨笺》、《谷雨书》、《清明前七日》、《布谷》等,声调矜持而舒缓,带一点江南腔,委婉中有一种执著。吟声一断,掌声立起。特别是外文系那一场,他用英文朗诵自己的诗歌,更是让学弟学妹饱览大师风采。


4月5日下午,我陪余先生夫妇前往鼓浪屿,舒婷和仲义前来码头迎接,相伴绕岛一周,傍晚,到舒婷家小歇,舒婷下厨烹调,晚餐简单,但很快乐,吃的是地瓜粥,还有鲜软的豆腐、蛋炒萝卜干等闽南小吃。


余光中推却了许多媒体的采访,在演讲之余,写了两首诗,他把诗稿传真给台湾的副刊,把原稿送给我。其中《浪子回头》描写的是在厦大讲学的情景,充满了不绝如缕的恋恋乡愁。“鼓浪屿鼓浪而去的浪子/清明节终于有岸可回头/掉头一去是风吹黑发/回首再来已雪满白头/……浪子已老了,唯山河不变/沧海不枯,五老的花岗石不烂/母校的钟声悠悠不断,隔着/一排相思树淡淡的雨雾/从四十年代的尽头传来/恍惚在唤我,逃学的旧生/骑着当日年少的跑车/去白墙红瓦的囊萤楼上课……”追随缪斯半个世纪之久的诗人,已是雪满白头,然而诗情如火,乡愁仍青青。多少清澈见底的年轻眼睛仍然饥渴地向他聚焦,等待他诉说一些美妙的中国故事。


4月7日,余光中参加厦门文艺家的座谈会,并在报纸上为厦门读者题字:“海峡不是一把无情刀,终会变成一座交流桥”。


4月8日,余光中先生应厦门晓风书店之邀,为广大“余迷”签名。当天上午11时不到,厦大一条街的“晓风书屋”已是人满为患。闻风而来的数百名读者一直挤到门外的街上。我陪着余光中教授穿过人群,在门边一张早已备好的书桌前坐下。人群轰地围上来,十几本《听听那冷雨》(余光中散文集)凑到余先生面前。余先生沉着挥笔,工工整整地签下名字。但后面很多人急了,争先恐后往里挤,原本模糊的队形不复存在。我见势不妙大急,奋臂疾呼,请大家排好队,但似乎没什么效果。这时,推搡之下,桌子似乎在晃动,赶快说:“算啦 ,就签到这吧!”奋力排开众人,护住余先生匆匆撤退。不料,刚走几步,余光中先生又被快步跟上的读者团团围住,寸步难行,只好站着继续签名。


人群聚集在街上,眼看就要阻碍交通。余先生指着书店说:“回去,排队。”于是返回落座。人们果然排了队,但队伍与桌子联结的这一头显然膨胀了许多。


队伍旁边,好多得了签名的在欢呼雀跃,争相传阅。一个女孩打开扉页,乐不可支地向同伴炫耀,原来余光中在签名旁边又多写了两个字——乡愁。


记得余光中先生这次为读者签名整整用去了半个小时,手不停笔。因为下午还有演讲,只好提前离开。签后,余光中先生对我说,不少读者递过来的是盗版书,他看到那些渴求的眼光和挤得通红的脸,还是不忍拒绝签名。他幽默而无奈地说,我在大陆有许多私生子(指盗版书 ),如果这些私生子都白白胖胖也就算了,可是这些私生子都不成人样,有的胡乱编选,鸡兔同笼,有的封面艳俗,不堪入目,有的内文错漏,不知所云。

2006年厦大85周年校庆,余光中在厦门大学喜遇旅居美国的老校友——84岁的朱一雄。时隔50多年后再次相遇,两位白发老人百感交集,紧紧相拥。图/郑晓东


没想到《乡愁》会走这么远

2002年4月13日,余光中先生再次抵达母校,参加在此举办的“东南亚华文文学研讨会”。飞机在下午五点半降落。我和厦门电视台的丁红去机场接他,丁红还准备了一大束鲜花,先生一下飞机,她就把鲜花带给先生。从机场出来,我特地让车子走环岛路,在椰风寨停一会。进入西门,又到兴建的厦大嘉庚楼群跟前,余先生看到别离七年的厦门日新月异,也很高兴。在新楼林立的校园里,看到自己曾经读书听课于其中的小楼——囊萤楼依然挺立,余光中先生更是欣慰,他俏皮地说,幸免于难。他看到母校建设日新月异,非常高兴,偷偷告诉我,他上次下榻逸夫楼时,厕所的楼上渗水,滴滴答答,他坐马桶时还要打伞呢。我们听了都大笑。


这次余光中先生到厦的时间不到48小时,他为大会做了一个主题报告,又在会议的间隙接受了《闽南人》电视节目组的采访,便匆匆离去,因为台湾中山大学外文系的学生还在等着他的课。他告诉我,家乡永春曾经邀请过他,但都因事未能如愿。今后,如果安排得好,一定要回去探望故乡父老。


在会议的间隙,我对余先生再作了一次采访,整理出来有五千多字。后来全文登载在上海的《文学报》。记得其中有这样的问题:


徐:几次回大陆,您都带上了您的女儿和外孙,这里除了天伦之乐之外,还有没有一种补偿或延伸的意味?


余光中:我有4个女儿,我一次带一个回来。我让她们能够了解故乡,热爱中华历史和文化。同时,可能潜意识里也有补偿的要求,我青年到中年刻骨铭心的乡愁,在下一代身上是不会重演了,她们随时可以踏上祖国大陆。我有一次还带着外孙女和外孙一起回来,可能人老了就特别喜欢孩子。我在大陆各地都会遇到许多儿童,儿童是很敏感的,他们起先对我有戒心、陌生感,后来发现我是可亲近的。我很喜欢这些活泼的孩子,碰到他们,我总要把外孙叫过来,让他们把手拉在一起。每当看到两只小手紧握,我总是非常激动,感到一种最大的满足。


有人认为我在台湾,没有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浩劫,是一种幸运。我不这样认为,我常常觉得,我固然避免了一场灾祸,但也因离乡背井失去了许多。前年我到南京,在长江边上,闻到了桂花的香味,一阵袭来,我觉得生命中有许多的错失,包括一年一度的桂香。


余光中:《乡愁》这首诗作于30年前,我也没想到这首诗会走得这么远,可见乡愁情结人人都有。


《乡愁》虽然只花了20分钟就完成,但诗里却包含了我自少及壮的离愁别绪。当时,它和我许多抒发乡愁的作品一样,都对我的精神是一种抚慰。我在对乡愁的抒发中找到了释放和安顿,也获取了支持和力量。就哲学的意义而言,精神上没有归宿,就是乡愁。我的乡愁是中华历史文化,这是形而上的层面;形而下的层面就是祖国的山河和人民。这种乡愁表现在文学作品中包括了历史、传统、风习,是立体的、多方位的。“乡”不同于同乡会之“乡”,“愁”的意义也不单纯是“老乡思老乡,两眼泪汪汪”。


在厦门开始创作时,就有一点乡愁,因为中学时代在四川,大学在南京,一到厦门就开始怀念四川、南京的同学,可见流浪迁徙对诗人是一种滋养。


在厦大,我读了许多新诗和新文学作品,从鲁迅、茅盾、郭沫若一直到靳以、冯至、老舍。这对我的创作有影响,但中国古典文学的修养使我对新文学知所取舍。我常用古典作家的经典之作作为试金石,来摩擦新文学作品,看谁先脱皮,结果总是新文学作品略逊一筹。因为不满意新文学,也激励着我自己写另外一种新文学。

2006年4月7日,余光中参加厦大85周年校庆活动,并为《台海》杂志创刊题词——“台海无风波 两岸成风景”。图/郑晓东


回厦访问不忘批改作业

2006年,余光中作为嘉宾,来参加母校85周年校庆,在上弦场对着万余观众朗诵《乡愁》。此次,在校园仅停留一天。


 2014年冬天,是余光中先生最后一次来母校,此次是应北美妇女作家协会之邀。协会在厦大开年会,会长是陈若曦。陈若曦出身台湾大学外文系,是余光中的学妹,她请余光中做会议主题发言。余夫人临时身体有些不舒服,本来让先生的女婿陪同前来,但不知为何,临时入境签注无法通过,所以师母特意打电话给我,叫我要照顾余先生的起居,因此我就在余先生的逸夫楼客房旁边住下,每天陪他去吃早餐,陪他去演讲。


距离上次余先生回厦大已经八年,他的身体虽然还很硬朗,但是青光眼更严重了,耳朵也要戴助听器,而且有时候会忘记一些重要的东西,比如有一次身份证就找不到。后来,我提醒他有没有放在上衣口袋,他摸到了,说:一语惊醒梦中人。


虽然身体不好,但在厦大的三天他还做了很多事。除了为女作家做主题演讲外,他还赶到汀溪镇的盛之乡温泉宾馆,去和永春县领导座谈,探讨永春余光中文学馆建馆事宜,并为宾馆题字。


时任省委宣传部李书磊部长特意从福州来看他,请教他关于学生语文教育的问题,余先生谈了自己的观点,第二天还亲自到厦门市演武小学和校长座谈学生语文教学问题,并为演武小学题词:演武不忘修文。


有单位相请余光中先生去演讲,开出两万元一次的价格,我问余先生去不去,余先生说不去,我说厦门附近有新开辟的几个旅游景点去不去,余先生也说不去。我问他,您要干什么?他指着桌上一大叠作业纸,那是他从台湾带来的高雄中山大学外文系学生的作业。他告诉我,他要批改作业,回到台湾就要发给学生,他是中山大学外文系的终身教授,这学期开的是翻译课。他用红笔在学生的英文上圈圈点点,有时还批注可以有几种译法,为什么要这么翻译。学生作业大概有四五十份,他不去旅游,不去演讲,也推辞了众多媒体的采访,整整两个晚上,一心一意地批改作业。


余先生晚上睡得晚,但起得早。不敢离开逸夫楼去外面散步,怕被喜欢他的粉丝所包围,不能脱身。第二天,他到建南大礼堂,为全校师生演讲,因怕被余迷所拥堵,学校特地派保安开电瓶车护送,一路开到建南大礼堂。虽然车速很快,但是沿途还不断有学生往前冲,还有一位五十余岁的妇女,手上拿着一本余光中诗集,想冲破保安的防线,但还是被拦住了,她大声叫道:“余先生,我一家三代都是您的粉丝。”类似这种喊声此起彼伏。但还是不敢停车,怕耽误了演讲时间。建南大礼堂早已座无虚席,大家都等着余先生的讲话。


隔天早晨,余先生还是起得很早,早饭七点才开始,我觉得这时应该没有学生包围,就陪他到芙蓉湖走走,走着走着突然,有一位年轻的女生跟上来了。她手中拿着一本活页笔记本。她对余先生说:“我一直在逸夫楼门口等,想能不能有幸遇见您。我想让您给我签个名,但是我一直没有买到您的诗集。这本笔记全部抄的都是您的诗,您能不能在上面为我签个字?”余先生二话不说,接过她递过来的笔,工工整整地为她签了名。眼见那个女孩眼睛湿润了,余先生也很感动。虽然余先生有千千万万的粉丝,虽然他也曾千百次地为粉丝签名、为读者签名,但他依然很动情。我觉得他并不是为自己拥有这么多粉丝而感动,而是为有这么多喜欢诗歌的学生,她们又都这么契而不舍地珍惜自己和诗歌的缘分而感动。


与余先生相处的日子,总觉得他有种宁静与持重的气质。我想,这是因为,他已经将他的生命与灵魂与我们这个厚重绵长的文化融为一体了。他吸收的是中国文化的芬芳,吐露出的也是中国文化的馨香。他的根永远在中国,在泥土中,在落叶下,在崇山上,在河川里,他诗歌的芬芳永远播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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