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事新闻工作时，我的前辈向我推荐的系列书目中，李普的《记者甘苦谈》一书赫然在目。
李普是位名副其实的老革命，在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但他更是一名新闻战士，将自己的毕生献给了党的新闻事业。一次，他参加一场活动，主持人介绍李普为新华社原副社长等职务时，李普站起来自豪地朗声说：“记者李普！”主持人愕然，与会者也愕然，但随即满堂掌声。2010年11月8日，李普走完了他92年生命历程，这一天恰是中国记者节。
不过，鲜为人知的是，李普的贤内助沈容，也是我国文化战线的一名老兵，只是，她甘于寂寞，默默奉献，将更多的光环留给自己的先生。
提起自己的夫人，李普说，他的两个女儿和孙辈更喜欢看老伴的文字。自己的文字以思想见长，有时难免枯燥；而老伴的文章更多是生动的细节和故事，很少直接的思辨，有一点议论也是点到为止，更具可读性。
沈容出身官宦世家，在战乱年代接受进步思想的洗礼。15岁即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党的地下活动；国共谈判期间，她从重庆《新华日报》调北平军调部任翻译，随后成为晋冀鲁豫刘邓大军第一个前线女记者，并亲身感受了在中央决策中枢西柏坡的峥嵘岁月；新中国成立后，她转到电影和文艺岗位工作；“文革”后，她又在钓鱼台工作多年，直至离休。
“爱屋及乌”，读过李普的书，偶然机会，翻阅到沈容《红色记忆》，如获至宝。
我的阅读，更侧重于管窥作者写作的独特视角。沈容的文字，有着女性视角的鲜明特点。她的笔下，不光是路线方针、金戈铁马，也有吃饭穿衣、儿女情长。尤其是后者，往往是历史记载的薄弱环节，但又是复原历史氛围的基本原素。作为革命队伍里的女性，沈容和其他女同志，包括高级领导人身边的工作人员，有更多的交往，这些，无疑给了她写作的绝佳素材。
如她写邻居叶子龙，“我们这位邻居叫叶子龙，是大大有名的跟随毛泽东多年的秘书。我们两家的房门常常是敞开的，互相常来常往。叶子龙带着一个女儿和一个小外孙住在那里。叶子龙那时还没有‘解放’。他身强力壮，精力旺盛，很会生活，又健谈。在生活方面，他是我们的顾问。那会儿时兴称呼‘师傅’。我们都叫他叶师傅。因为，像我们这一号人，称什么‘长’不合适，称‘同志’既生分，又不知道对方有没有问题，称‘师傅’还带点工人阶级的味道。……我曾想，叶师傅当了那么多年毛泽东的秘书，一定饱读诗书，满肚子轶闻秘事。……有一次，他说，他长期是毛的生活秘书，毛生活上的一切事务他都管。毛泽东要做衣服，不用到裁缝店里去，也不用叫裁缝来量尺寸。叶师傅记得住他的身高、肩宽、袖长、腰围等等尺码，他 只要到红都服装店，选好衣料，让店里照他说的尺码做，做出来的衣服，保管合身。他做的豆腐乳也是毛泽东爱吃的。叶师傅很怀念贺子珍，经常讲当年在延安他妻子怎样和贺子珍躺在一个炕上聊天。贺子珍的女儿李敏到月坛北街来看望他，他也领她到我们家来，介绍给我们。”
《红色记忆》的价值，更在于呈现了作者丰富的阅历。沈容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当时还是中学生；后来到中央大学外文系念书，受周恩来直接领导；国共和谈期间，在军调部叶剑英手下做事；和谈破裂后，从事新闻工作，到晋冀鲁豫解放区采访过刘伯承、邓小平；中共中央迁到西柏坡期间，在那里，她见过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等；新中国成立后，她在天安门城楼上采访过国庆活动；从新闻界转到电影界，又和江青直接打过交道；“文革”后，她又到中宣部恢复前的宣传口工作， 进钓鱼台办公。在今天的图书市场上，由当事人自己撰写或口述新中国史的，不是很多。比如，有可能接触和叙述开国一代领导人的，大体上有三种情况：第一种，本身就是担任一定职务的领导干部，他们的回忆录当然受重视。但他们发表文字，比较谨慎。史学家注意到，有一些领导干部的回忆录，不是出自本人的手笔或口述，而是秘书人员抄自别人的文字，有一些史实并不准确，甚至以讹传讹。第二种，作者是高级领导人身边的服务人员，他们和领导人有近距离接触，由他们讲述的故事，细节比较生动，颇能吸引读者；但也有一个局限，就是采取的都是仰视的角度。一些体现历史深层的东西，由于史识所限，被忽略了，或由于感情支配，被回避了。第三种是外国记者，他们有平视对话的角度，发表时也较少拘束，有其较高的史料价值。但这样的外国记者毕竟是少数。而沈容是记者出身的中国知识分子，她观察和叙述的角度不同于前两种人，而与第三种接近。在她笔下，对象没有被罩上神圣的光环，而是一种平常心的讲述。沈容曾说，她写的这些文字，本来不准备出版，只想让女儿看看。只是后来先生及其他好友的“怂恿”，才得以“见天日”。而恰恰是这种心态，更有利于她秉笔直书，娓娓道来。
如她写自己首次进钓鱼台的情形：“我首先找到朱穆之同志。他曾是新华总社的社长，是我的老领导。穆之同志见到我很高兴地说：‘欢迎你来。’然后又说：‘告诉你，这里的伙食很好。’穆之同志一向十分严肃，不苟言笑，除工作外不谈生活上的事，怎么这次刚一见面，就谈起伙食的好坏来了呢！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想，这也许是粉碎‘四人帮’后愉快心情的一次真实流露吧。现在回想起来，经过了‘十年动乱’、压抑，忽然得到了解放，许多人都觉得 轻松愉快。这种情况，没有经历过的人，恐怕是很难体会的。钓鱼台的伙食的确价廉物美，尤其是遇上宴请外宾，宴会吃不完的菜合在一起煮成一锅，五分钱一份，里面什么鱼翅、海参等山珍海味都有。这种菜也有一个名字，叫‘李鸿章菜’。据说，晚清李鸿章有一次宴请外宾，外国人觉得中国菜非常好吃，预定的几道菜吃完了以后，还要求加菜。可是厨师没有准备，慌了手脚。怎么办？李鸿章毕竟老练多智，叫厨房把所有剩余的菜烩在一起，没想到，味道反而特别鲜美。从此，人们就把这种杂烩菜称为‘李鸿章菜’。宴会中的小点心卖给我们也是几分钱一碟，钓鱼台的乌鸦多，工作人员有时晚上打乌鸦，第二天我们就有乌鸦吃。”
类似的细节描写，在《红色记忆》里俯拾皆是，无论是学习写作者，还是党史研究者，都是难得的教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