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李鸿耀等人踏遍东山全县61个行政村，基本完成迁台记忆的田野调查、迁台人员家属的口述实录的几天后，东山岛最后一位“活寡妇”林沈美菊离世，享年103岁。
在世时，林沈美菊是康美村的“活寡妇”，而非人们耳熟能详的寡妇村铜砵村人。的确，在1950年5月10日的那场兵灾中，被抓壮丁的村庄不是只有铜砵村，而是遍及全县的46个行政村和5个街道，人数多达3974人。
在南门湾，望着军舰载着丈夫、父亲、儿子等亲人消失于茫茫海天间，捶胸顿足、哭天抢地的苦人中，林沈美菊一手抱着襁褓之中的女儿，一手搀着几近晕厥的婆婆，她告诉自己，绝不能倒下啊！一倒，三代女人都会倒下。
缺失男人的家庭，在农村生活有多苦，非亲历者很难感同身受。林沈美菊三代女人能够活下来，靠的是她半夜用独轮车运载屎尿赚口粮，女儿懂事后，小小年纪就像纤夫一般在前头拉着独轮车，美菊则在后头扶着车把，母女俩一前一后合力拽着命运的绳索，送走黑夜，迎来黎明。她们对抗的不只是生活的贫穷，还有精神的蹂躏——作为去台人员的家属，她们背负着歧视与担惊受怕的包袱，这有时比用以谋生的独轮车还重。直到40年后，当年被抓走的那位壮丁衣锦还乡，只是他的身边已另有枕边人——他携着新人归来，说是要认祖归宗。
林沈美菊和许多活寡妇一样，几十年望眼欲穿，等来的是被迫接受“一夫两妻”的结局。东山活寡妇的结局大致三种，“一夫两妻”占比最大，其次是永别的孤寂，少部分是迟暮的团圆。
与林沈美菊一样，历尽苦难后活成百岁寿星的东山活寡妇，还有四位，亲营村108岁的林英兰、铜钵村103岁的陈钱岗、岱南村101岁的谢瑞菊、古港村100岁的黄甘珠。
谢瑞菊与林沈美菊一样，在“一夫两妻”框架内，东山的家只是丈夫偶尔从台湾回乡祭祖的驿站，但比起林英兰和黄甘珠，她们又是幸运的。林英兰第一次得到丈夫的消息是“他早在台湾病世了”，第一次音信成为绝唱；黄甘珠的丈夫是极少数在台湾没有成家的，他在重燃了黄甘珠与之白头偕老的希望后不久，却病倒瘫痪了，再也迈不开双脚走上回家的路了，黄甘珠活过来的心，最后，比灰还死。就陈钱岗最令人羡慕，她的丈夫虽也在台湾成家，但最终选择回东山定居，叶落归根，病逝于陈钱岗怀里。
聆听她们的故事，走进她们的记忆。虽然，她们同样是被迫裹挟进历史洪流中的悲情女性，我却欣喜地发现这五位寿星有两个共同点。
首先，她们自己是达观的。几十年日夜埋怨的“冤家”，一旦归来，甚至只是活着的消息传来，连面都没见上，她们就完全释然了。在历史的洪流中，个人常常微不足道，但即使在命如草芥、如蝼蚁时，人始终拥有如何应对的自由，哪怕只是些微的。她们在无力改变的历史与现实面前，以自己简朴的方式找到了妥协与进取的平衡点，作为“活寡妇”，她们淡然了“寡妇”，“活”出了生香。
其次，她们的晚辈都很孝顺。无论亲生子女还是童养媳甚至上门女婿，晚辈，不仅分担了她们生活的重担，而且无微不至地照顾她们的身心。林沈美菊哭瞎眼睛后的三十多年间，女儿三十年如一日，不厌其烦地给她梳头、洗脸、喂饭、搀扶走路；黄甘珠的丈夫回乡前在台湾病倒，儿子为让她安心还专程赴台照料父亲。感受她们在绝望人生中的亲情故事，我不禁想起路遥在《平凡的世界》里写到的那句话：“人活着，这种亲人之间的感情是多么重要，即使人的一生充满坎坷和艰辛，只要有这种感情存在，也会感到一种温暖的慰藉。”
五位东山百岁“活寡妇”都已陆续安详离世，她们或亲人的口述实录也载入了李鸿耀执行主编的《闽台家书故事集》中。我出席了在东山举办的新书发表会，在心里致敬书里的主人公：“你们，是历史的产物，更是历史的创造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