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7月20日，载着李宗仁的飞机落地北京首都机场，周总理、彭真、贺龙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各民主党派负责人，无党派人士，原国民党高级将领等共一百多人齐聚迎接。
1965年7月20日上午11时，北京首都机场，一架飞机缓缓降落。舷梯上走下一位离开祖国十六载的老人——原南京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李宗仁。这一刻，凝聚了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十年的心血和智慧，也标志着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
机场上，周总理、彭真、贺龙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各民主党派负责人，无党派人士，原国民党高级将领等共一百多人齐聚迎接。如此高规格的接待阵容，在新中国历史上实属罕见。李宗仁在现场宣读声明时说：“我已经从海外回到人民祖国的怀抱里来了……我毅然从海外回到国内，期望追随我全国人民之后，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并欲对一切有关爱国反帝事业有所贡献。”
流亡海外长达十六年
李宗仁，字德邻，1891年出生于广西临桂县一个农民家庭。1910年加入同盟会，投身辛亥革命。之后十年间，李宗仁与白崇禧、黄绍竑等人共同建立了新桂系势力，逐渐成为西南地区的重要军事政治力量。
在北伐战争中，李宗仁率领第七军英勇作战，为推翻北洋军阀统治立下汗马功劳。1928年北伐结束后，李宗仁成为南京国民政府重要军事领导人之一。
抗日战争期间，李宗仁担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指挥了著名的台儿庄战役，重创日军矶谷师团和坂垣师团，歼敌万余人，取得了抗战以来正面战场的首次重大胜利。这一战役粉碎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抗战士气。抗战胜利后，李宗仁于1948年4月当选为中华民国副总统。随着国民党在内战中的节节败退，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宣布“引退”，李宗仁代行总统职权。
出任代总统后，李宗仁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试图挽救危局。他释放政治犯，宣布取消戒严令，允许报纸杂志自由报道，并派出代表团与中共进行和平谈判。1949年4月，国共双方代表在北平谈判，中共提出了《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但由于国民党内部强硬派的反对，特别是蒋介石的幕后操纵，李宗仁最终拒绝在和平协定上签字。
1949年4月21日，解放军渡过长江，南京解放。李宗仁先后辗转广州、重庆、成都，最终于1949年12月5日以“赴美就医”为名飞往香港，随后转赴美国，开始了长达十六年的流亡生涯。
1950年3月1日，蒋介石在台北宣“复行视事”，继续担任“总统”。李宗仁立即发表声明，指责蒋介石此举“违宪”，表示自己仍是“中华民国代总统”，两人矛盾彻底公开化。
在美初期，李宗仁仍保持一定的政治活动。他经常接受媒体采访，发表对时局的看法，撰写回忆录，并与在美的华人和国民党元老保持联系。1954年3月，台湾“国民大会”通过决议罢免李宗仁"副总统"职务，李宗仁发表声明称此举为非法。
抗日战争期间，李宗仁担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指挥了著名的台儿庄战役。图为李宗仁在台儿庄留影。
“新中国成就有目共睹”
随着时间的推移，李宗仁在美国的生活日渐艰难。他不善于英语交流，在美国居住那几年，依然操着一口浓厚的广西桂林话。与他同住的只有妻子郭德洁和少数随从。相比之下，郭德洁逐渐适应了美国生活，甚至加入了美国国籍，而李宗仁则始终不愿意加入美国籍，夫妻俩“因为国籍的事情，没少发生争执”。
寓居美国期间，李宗仁有机会观察和思考中国的变化。他订阅了多种报刊，关注新中国的发展，特别是抗美援朝战争的进展。当得知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场几次战役中战胜并歼灭美军时，他深感震惊，开始重新评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能力和新中国的实力，并开始反思自己过去的立场，思考如何为民族统一贡献力量。
1955年4月，周总理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万隆会议，在会上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这次会议上，周总理发表了一份关于《和缓台湾地区紧张局势的问题》的特殊声明，表示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台湾地区紧张局势的问题。
万隆会议的消息传到美国，深深触动了李宗仁。李宗仁觉得这份声明为解决台湾问题提出了正确的途径，凡属爱国之士，均应竭诚拥护，并为促其实现而共同努力。他决定为这份声明做一个回应，1955年8月，李宗仁在美国公开发表《对台湾问题的具体建议》，提出：反对“台湾托管”和“台湾独立”，主张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中国人之间的问题应当由中国人自己来解决；美国应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撤退第七舰队。这一声明在国际上引起广泛关注，被视为李宗仁政治立场转变的重要信号。
1963年，李宗仁在接受意大利米兰《欧洲周报》记者采访时说道：“我由于自己的失败而高兴，因为从我的错误中，一个新中国正在诞生。”特别是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这个消息对海外华人产生了极大震撼。接受美国记者采访时，李宗仁一改往日的谨慎态度，主动谈起对核试验的看法。他认为这次成功，不仅仅是一个技术突破，更展现了新中国的科技实力和工业基础。这番话不仅表达了他对新中国的认可，也透露出他对祖国未来的期待。
美国政府对李宗仁的立场转变感到极度不满，一份内部备忘录显示，时任美国国务院亚洲事务助理国务卿威廉·邦迪认为：李宗仁的言论对美国的亚洲政策产生了不利影响，必须采取措施限制其公开表达。随后美国政府通过多种途径对李宗仁施加压力，但是李宗仁仍然坚守自己的立场。在公开场合上，李宗仁强调：新中国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不承认这一点就是自欺欺人。今天的中国已经完全不同了！
希望能够回到故土
随着年龄增长，李宗仁的思乡之情日益浓烈。他经常对身边人谈起广西的山水，回忆起早年在家乡的生活。同时，他也意识到自己在美国难以发挥政治影响，作为曾经的中国领导人，他希望能够叶落归根，回到故土。
党中央一直关注着李宗仁在海外的动向，1955年8月李宗仁发表《对台湾问题的具体建议》后，周总理指示有关部门开始研究争取李宗仁回国的工作。1956年4月，周总理首次公开表示：“凡是愿意回到大陆省亲会友的，都可以回到大陆来；凡是愿意回到大陆来看一看的，也都可以回来。凡是愿意走和平解放台湾道路的，不管任何人，也不管他们过去犯过多大罪过，中国人民都将宽大对待，不咎既往。”
1956年5月，曾任李宗仁秘书的程思远应邀从香港来到北京。周总理亲自接见他，详细询问了李宗仁在美国的情况，并通过程思远向李宗仁转达了欢迎他回国看看的意思。周总理还特意嘱咐：“如果李宗仁先生愿意回来，我们应当欢迎，并给予适当的安排和帮助。”
1956年6月，周总理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正式提出了“爱国一家”政策：“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始终主张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凡是愿意走爱国道路的人，不管他们过去如何，也不管他们带着多少问题，中国人民都欢迎他们，给予改过自新的机会。”这一政策的提出，为争取李宗仁等海外人士回国创造了良好的政治氛围。周总理还具体指出：“对于国民党军政人员，我们始终坚持爱国一家的原则，愿意回来的，我们都欢迎；回来以后，我们将给予适当的安置。”
1959年，程思远受邀参加新中国成立10周年庆典时，再次向周总理汇报了李宗仁想回国的意愿。周总理表示随时欢迎回来，但认为时机尚未成熟，事关重大需要周密安排。实际上当时党中央对李宗仁的回归事宜非常谨慎，毕竟李宗仁曾经是美国某些势力扶持用来取代蒋介石的政治人物，如果李宗仁归来插手台湾问题，必然会导致台湾问题复杂化。
随着年龄增长，李宗仁的思乡之情日益浓烈。他经常回忆起早年在家乡的生活。同时，他也意识到自己在美国难以发挥政治影响，他希望能够叶落归根，回到故土。图为李宗仁在美国。
辗转多地最终回国
1963年11月，党中央经过认真分析研究，认为欢迎李宗仁归来的时机已经成熟。周总理先在北京见了程思远，当面交代了请他转达给李宗仁的三件事：
一是“四可”，可以回国定居；可以回国后再去美国；可以在方便的时候再回来；可以在欧洲暂住一个时期再定行止。总之，我们欣赏德邻先生的向往祖国之心，但一切不强加于人，由他自己决定。二是“四不可”，李先生不要介入中美关系；不要介入“美台”关系；不要介入国共关系；不要介入第三势力。三是要过“五关”，五关是政治关、思想关、社会关、家族关、亲友关。
当年12月，程思远在瑞士向李宗仁转达了周总理的要求，李宗仁表示全盘接受并表态说：“我只要‘一可’，回到祖国定居，安度晚年。”
正当大陆为李宗仁回国积极筹划之际，他却于1964年2月在美国一家报纸发表了误解中国外交政策的文章，在国际社会引起了不良反响。这显然与我们所要求的摆脱“四种关系”的原则相违背，因此中央不得不对李宗仁归来的安排延迟考虑。
1965年2月3日，毛主席收到了中共中央调查部送呈的一份报告。报告主旨：其一，李宗仁拟从美国经香港回国；其二，李宗仁离美决心已定，已登出广告，折售在新泽西州的房产；其三，李宗仁对曾在美报发文事，追悔莫及。毛主席在文件上批示：总理，似应欢迎李宗仁回国，去年向美报投书问题，无关大局，不加批评。因为他已自己认错了。收到毛主席的指示后，周总理立即开始安排迎接李宗仁回归的相应事宜。
1965年6月13日，李宗仁再次以赴欧洲旅游为名离开美国。李宗仁启程的当天，一封电报从纽约发往香港，电报上只有四个字“货已启运”，这封电报代表李宗仁的回归正式启动。
原计划7月13日李宗仁一行从瑞士直飞巴基斯坦首都卡拉奇，然后转机从香港回国。李宗仁出发前，巴基斯坦大使馆收到情报称，台湾在巴基斯坦的特务将不惜一切代价阻止李宗仁去大陆。为了保证李宗仁的安全，飞机降落卡拉奇后，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丁国钰安排专车直接开到停机坪接走李宗仁，住进中国大使馆。为保万无一失，李宗仁回国不乘坐商业航班，而是包机直飞广州。
7月18日凌晨，李宗仁夫妇秘密前往机场登机飞往广州。同时为迷惑国民党特务，中国驻巴基斯坦使馆在李宗仁离开使馆后，还放出李宗仁将在次日离开的假消息。飞机起飞后，为避开可能的风险区域，航线选择了经过缅甸仰光再进入中国境内。周总理在北京一夜未眠，一直等到李宗仁乘坐的飞机安全进入中国境内的消息传来，才放心休息。后来周总理回忆说：“那一夜是我一生中最漫长的夜晚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