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意茫茫未可窥，遥遥世事更难知。
平生殚力唯忠善，如此收场亦太悲。
五十七年一梦中，声名志业总成空。
凭将一掬丹心在，泉下差堪对我翁。
（摘自：1947年《军民新闻》第3期第10页）
作为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吴石却为新中国的稳定做出了巨大贡献，这是背叛吗？《就义诗》里“唯忠善”“丹心在”道破精髓，解人迷惑：吴石将军始终是对毕生信仰的坚守——忠善的丹心。
吴石手书《孙子纪念亭碑记》。
吴石诗词。
吴石（1894-1950），原名萃文，字虞薰，号湛然，福建省闽侯县螺洲乡（今福州仓山区螺洲镇）人。先后毕业于保定军校第三期炮兵科、日本东京炮兵专科学校、日本陆军大学，曾任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等职务，是彼时著名的军事理论家，毕生研究军事，兵学造诣极高，著有《新战术论》《兵学辞典粹编》《孙子兵法简释》等十多部军事理论著作；据不完全统计，吴石还发表国防、军事类文章数十篇，如《现代国防之最高原则是文武合一》《骑兵战术研究之一斑》《国父之国防理论与实际》等。
吴石生于福州、长于福州，榕城福州的地缘文化背景是吴石成长为中国近代军事学家的重要注脚，更是理解其思想深度与精神格局的关键。
吴石将军是闽都精神谱系在军事战略领域的继承者与升华者，他既深度参与了民国国防体制的现代化构建，还留下了《各国军对机械化部队防御原则之研究》《国防与心理建设》及《我国新国防机构之制度与运营概要》等理论著作；又因其最终命运与台湾海峡的时空交织，其生平成为连接两岸历史记忆的一个凝结点。作为成就卓著的战略思想家，吴石自身学术价值与历史意义与闽都精神之间的关联性，特别是以林则徐等为代表的闽都文脉的传承，仍尚未得到充分发掘与系统阐释，“闽都之子”的时代意义亟待学人们通过系统研究进行总结、提炼、升华。
闽都福州是近代中国“开风气之先”的重要窗口。自林则徐“开眼看世界”以降，近代闽都福州历经船政文化的洗礼、新学思想的激荡以及中法马江海战、中日甲午海战惨败等多次重大历史事件的冲击，“海滨邹鲁”的福州融合古今并形成独特的地域文化精神——闽都精神：“经世致用”的务实学风、“海纳百川”的开放胸襟、“坚韧不拔”的家国情怀以及“文武兼济”的理想人格。林则徐、沈葆桢、陈宝琛、严复、林觉民等一代深刻影响中国近代化进程的精英人物，正是从深厚的闽都文化精神中孕育而出的。
研究吴石不仅要研究他的军事思想理论，更要剖析闽都文化是如何塑造出一代近代中国精英。超越吴石将军等人传奇经历的表象，就要深入其思想内核，从他建构的现代国防理论寻找到闽都精神的转化，为将来能发挥这种精神遗产的作用来为思考两岸关系的过去与未来提供启迪。
吴石极大地拓展了“保”的内涵，首创了“全民国防”的先进理念。
闽都文化转化“保、养、管”理论体系
闽都文化“经世致用”的深厚传统是吴石国防理论体系的源头，其理论体系结构严谨、取向务实与视野宏阔都可见闽都经学影响，如《国父之国防理论与实际》中提出“保、养、管”三位一体、相互支撑的现代国防理论框架，具备务实、前瞻与系统化的特征，是闽都文化“经世致用”“海纳百川”精神在国防战略领域的巅峰体现与创造性转化。
从马江海殇到全民国防的体系化忧患意识是“保”的基础。福州独特的历史遭遇为“保”的概念注入了沉重的忧患意识。马尾不仅是近代中国海军的摇篮，更是1884年甲申中法马江海战的悲壮战场。这场发生在闽江口的惨败战役，给福州士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创伤记忆，使其对海权、国防与国家生存之间的关系有着切肤之痛与超乎寻常的深刻认知。吴石提出的“保”，即国防自卫能力，正是这种集体忧患意识的理性升华与体系化表达。他开宗明义地指出：“保者，保卫也……保即自卫，无论个人或团体或国家，必须有自卫能力！方能生存”。这一定义将中国的国防性质明确为防御性的“守势国防”，与侵略性的军国主义划清界限。更重要的是，吴石极大地拓展了“保”的内涵，首创了“全民国防”的先进理念。他深刻地论述道：“今日之国防，必使每一国民，均成为国防之细胞，成为国防人之一员，平时从事国防建设，战时参加国家动员，各献所能，各尽所职，固无男女老幼之别，前线后方之分也。”这种“国防细胞说”，与欧美“总体战”理论几乎同时出现，旨在将国家的生存能力建立在全体国民的国防意识、技能与动员体制之上。此论与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担当精神一脉相承，是将闽都人保家卫国的传统情怀，置于现代民族国家治理框架下的科学表达。
从“通商口岸”到务实精神的现代化国防经济是“养”的保障。作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福州是中国较早接触并参与全球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窗口。这一历史背景使得福州精英对现代经济运行模式有着更为直观和深刻的理解。吴石敏锐地将国防深植于国民经济之中，提出“养”为核心原则，体现了闽都文化极强的务实精神。他极具创见地指出：“民生者，人类历史之本也，国防建设之母也”。他充分借鉴了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思想，主张“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这“四大纲要”是“国防与民生之最高原则”。在他看来，国防绝非单纯的消费部门，而应与国民经济建设融为一体。他将孙中山的《实业计划》视为实现“养”的宏伟蓝图，其中规划的南方大港、全国铁路网、重工业基地等，在和平时期是经济发展的引擎，在战争时期则是国防的命脉和支撑持久战的根基。这种“寓国防于民生之中”的思想，与沈葆桢主办福州船政局的实践精神高度契合。沈葆桢不仅造舰船，更办学堂、培养人才、建立近代工业体系，走的正是一条通过实业与教育实现自强之路。吴石的理论，可谓是对船政精神的继承和在国家战略层面的现代化拓展。
从“船政章程”到现代国防制度是“管”的手段。福州船政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初创时期制定的详尽章程与严格的制度管理，体现了闽都文化中重视规则、善于构建体系的理性精神。吴石深谙此道，其理论中的“管”，即国防组织与管理，强调“组织者，国家之神经也，国防之骨骼也”。他力主“以属政”的现代原则，即国防部为行政院之一部分，军事服从政治领导，坚决反对“以政属军”（军事支配政治）和“军政分立”（两者脱节）的弊端。他在《国防组织精神与各国国防因革之涯略》中，详细比较了美、英、法、苏的国防体制，其目的正是给中国的国防体制改革寻找一个既符合现代文官治军原则，又能高效运作的制度模式。这一制度设计思想，既是对船政管理经验的现代化提升，也体现了闽都文化中善于学习、勇于制度创新的理性传统。
吴石“保、养、管”的理论体系，极其强调发展民生经济、健全制度法律对于保障国家安全的根本作用。他认为真正的强大源于内部的繁荣与制度的完善。这种务实理性的精神，对于思考两岸关系极具启示：它提醒我们在处理复杂的台海问题上，需要超越短期的政治纷扰，着眼于两岸共同的长远发展，通过深化经济社会融合，构建和平稳定的制度性框架，从根本上消除动荡的根源，为最终解决政治难题创造更成熟的条件。
吴石《现代国防之最高原则是文武合一》等文章体现了“文武兼济”的特色。
将“文武合一”提炼与升华
福州的吴石故居有两处，其中位于福州仓山螺州镇的故居是其从小成长学习之所。在这里，他不仅与清末帝师、著名学者、诗人陈宝琛比邻而居，成年后，通过同光体闽派重要诗人何振岱的引荐，吴石还师从陈宝琛学习画松技法。陈宝琛的学问、气节、艺术修养与政治操守都堪为中国传统士大夫文化代表。这段学习经历至关重要，它远非一般的邻里交往或业余爱好，而是一次深刻的文化浸润与精神传承。吴石向陈宝琛学习的，不仅仅是书画的笔墨技巧，更是士大夫的审美情趣、价值观念与修身之道。在清末民初的鼎革之际，陈宝琛始终保持士大夫的文化气节，致力于教育救国，体现出传统“士”的风骨与“文”的境界，无疑对吴石产生了潜移默化的深远影响。这为吴石日后能够超越单纯的军事技术论，从文明存续与国家治理的宏大格局思考国防问题，奠定了极其深厚的文化底蕴与人格基础，《现代国防之最高原则是文武合一》等文章就体现了“文武兼济”这个方面的特色。基于自身“文武兼修”的切身体验与文化自信，吴石将“文武合一”从一种个人理想和传统文化理念，提炼和升华为既根植传统又极具前瞻性的国防最高原则——“现代国防之最高原则”。通过对中外历史的深刻洞察，在《现代国防之最高原则是文武合一》中吴石总结出一条铁律：“大凡国家文武合一者强，重武轻文者乱，重文轻武者亡”。他颂扬周代井田、汉代兵役、唐代府兵等“兵民合一”的传统，同时批判宋明“重文轻武”之积弱，以及二战德日“重武轻文”之暴亡。更重要的是，他以国际比较的视野，为这一传统智慧注入了现代性内涵。他深入研究苏联从幼儿园的军事模型玩具到大学的实弹射击的全民国防教育体系，剖析英美依托童子军与大学预备军官团（ROTC）的社会化训练模式。他指出，这些现代化强国的实践，本质上都是“文武合一”在不同国情下的体现。因此，他提出的现代国防原则是“文武合一”，并非复古空想，而是一套旨在“使军事社会化，国防科学化”的、可操作的全民实践路径和国家战略方案。
将目光转移到当下。吴石所主张的“文武合一”对当下处理台海这一极其复杂的议题也有着现实意义。国家的统一需要一种高超的辩证思维，既需要坚定的原则、充分的准备和强大的实力（“武”的层面），以确保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底线；更需要博大的人文关怀、深远的历史智慧、灵活的创造性思维和真诚的情感沟通（“文”的层面），以争取民心，化解心结，探索创新性的解决方案。唯有“文”与“武”相辅相成、辩证统一，刚柔相济，方能寻得维护民族根本大义、保障两岸同胞福祉的永续之道。
吴石的精神根脉在闽都福州，他对国家的忠诚、对文化的坚守、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的抉择，体现了两岸同胞共同尊崇的价值观。研究吴石，即是回溯一条两岸不可分割的文化血脉。福州的三坊七巷、马尾船政、螺洲陈氏祠堂……这些地理空间所承载的历史记忆，是林则徐、严复、沈葆桢、陈宝琛、林觉民，也是吴石共同的精神故乡。强化这种以共同历史和文化为基础的民族认同，是构建两岸命运共同体的坚实基石。(本文作者系福建博物院副研究员）
参考文献：
[1]陈孔立：《台湾历史纲要》。北京：九州出版社，1996.
[2]林庆元：罗肇前.《沈葆桢》。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2.
[3]王植伦：《福州海军世家》。北京：海潮出版社，2003.
[4]汪毅夫：《闽台区域社会研究》。北京：九州出版社，20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