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对被俘国民党将领的改造，是为了将这些深受旧思想影响的人，改造成为拥护社会主义、认清历史潮流的新人。图为1960年10月19日，周恩来总理（前排左一）在颐和园会见黄埔校友，其中不少是刚获特赦的原国民党高级将领，包括杜聿明（中排左五）、王耀武（后排左一）、杨伯涛（后排左二）、宋希濂（后排左五）等。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但解放战争并未完全结束。在后续作战中，大量国民党将领、特务系统高级官员被俘。如何处理这些“高级战犯”，成为一个严峻的政治课题。简单的处决或长期囚禁，不符合中央政府“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理念，也可能激化两岸及国际矛盾。因此，中央决定采取一项史无前例的政策：思想改造为主，刑事处罚为辅。其目的不仅是惩罚，更是要“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将这些深受旧思想影响的人，改造成为拥护社会主义、认清历史潮流的新人。
狱中充满人道主义关怀
在解放战争中被人民解放军俘虏的200多名国民党高级将领，分别关押在北京、抚顺、济南、西安等地的战犯管理所。1956年1月初，为便于这些国民党将领的集中管理和改造，在各地关押的战犯被集体迁移到了位于北京的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功德林原是北京德胜门外的一座庙，在清末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被改建为顺天府习艺所，宗旨为“收容犯人，令习技艺，使之改过自新，藉收劳则思善之效。”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劳动改造机关。1913年10月，民国政府将这里改建成“宛平监狱”，1914年更名为“京师第二监狱”，之后又成为政府关押政治犯的场所，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同志在英勇就义前就被关押在此地。新中国成立后，功德林从监狱改为“北京战犯管理所”。
到了功德林的战犯都会得到通知：“于人民有罪的人的改造，有一个由强迫改造到自觉改造的过程，现在自觉改造的阶段来到了。今后的学习、劳动、生活的管理，由你们当中自由民主选举产生的学习委员来承担……彼此之间的称呼，一律称同学。”这些战犯里，有大革命时期的北伐先驱，也有抗战中的功臣名将。首批战犯被俘时大都以为自己必死。这些国民党的将领们根据以往的经验，认为进了监狱，即便不死，也得被扒一层皮。因为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一向如此。直至被关押之后发现可自由阅读书籍、下棋娱乐，才打破固有认知。国民党特务机关中统局局本部专员李约勒说：“按我原先的想法，这里关押着一批如狼似虎的战犯，必然是戒备森严，如临大敌。然而事实却恰恰相反，真是令人不可思议。”这种“去恐怖化”的开局并非个例，人道主义关怀成为瓦解心理防线的第一把钥匙。
功德林战犯管理所。
思想启蒙和理论学习是改造工作核心
曾任国民党军统保密局云南站少将站长的沈醉，一直自信必死无疑。有一天管理所为给犯人登记照相，他误以为照完相，就会被拉出去枪毙，因而情绪失常，整日坐卧不安。在绝望和恐惧的重压下，他在夜深人静时跪在床上，叩首东南，与家人、老母在心中哭别。天将破晓时，又含泪写下“终宵坐立待更残，今日方知一死难”的绝命诗。但第二天，他并没有被绑赴刑场。对自己的多疑和怕死，他本人也感到十分好笑。可一想到反正早晚是死，他又难以笑出声来。他觉得死既不可免，便应当保全“气节”，趁还未被处决，活一天应尽可能多做一点对共产党不利的事。于是，沈醉又利用抄写旧诗度日的机会，把心中的不满发泄在笔下，用隐晦的辞句，编成一首又一首的诗。例如，当领导人在管理所内讲话时，他便写：“绛帐新垂列绮罗，满庭桃李尽娇娥，东风枉费吹嘘力，不及前朝雨露多。”在十一国庆节观看演出时写：“全城锣鼓响喧天，满庭笙歌夹管弦。悄问座旁邻院女，今宵花月为谁妍？”凡是他所不满的事，都变成了一首首的诗，短短几个月中，竟写了百首之多指桑骂槐的“反诗”。类似沈醉这样不肯认罪的人是很多的。他们认为两党相争，各有主张，成王败寇，无所谓罪。
所以对这些战犯的思想启蒙和理论学习是战犯改造工作的核心，管理所组织战犯们系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阅读《共产党宣言》《矛盾论》《实践论》等著作。管理所在改造过程中，还会结合中国近代史，讨论“谁创造了历史”“中国的出路在哪里”等根本性问题。
有一次讨论的问题是，为什么蒋介石有八百万军队，却不能维护其统治，以致失败呢？大家讨论来讨论去，最后问题集中到三大战役，尤其是淮海战役的失败上。对国民党几个精锐兵团在淮海战役被歼这个问题，有的认为，胜败乃兵家常事，国民党今日一败涂地，来日东山再起也不是没有可能。有人认为这是天意使然，有人则认为失败的主要原因是蒋介石用人不当，并说：“一个有关生死存亡的主要战役，摆头猪在那里指挥（指刘峙），如果摆头老虎在那里坐阵（指薛岳），何至会如此一败涂地！”但也有不少人提出反驳意见，说：“即便刘峙是猪，为什么在广东国共合作时，他率领第一军会所向披靡？薛岳是老虎，抗战时为何会一败而再败，以致溃逃？”经过管教人员的引导，最后大家不得不承认，战争的胜负不是一个指挥官可以决定的，正所谓“得民者昌，失民者亡”。北伐是正义的战争，所以能战胜军阀，而这几年的内战，是国民党发动的违背人心的不义之战，其失败是必然的。
不少人开始明白了蒋介石其实早已背叛了孙中山，背叛了三民主义。自己的“爱国”，实际上爱的是四大家族之国，而不是人民的中国。许多人开始认识到自己在追随蒋介石的这些年里倒行逆施，使人民、国家在内战中蒙受了极大的摧残。这些国民党将领们通过小组讨论、自我批判、撰写悔过书（或称“认罪书”）等形式，开始从理论上否定了国民党政权所作所为的正当性，开始认同共产党的革命道路。宋希濂在1956年的年终总结长达万字，创下总结字数纪录，中统特务康泽在研读《论联合政府》后实现认知革新，思想汇报平均字数从200字激增至8000字，这些都是他们思想转变的证明。
各地参观感受外部翻天覆地的变化
1960年代，宋希濂、杜聿明、溥杰、溥仪（从左至右）在全国政协文史专员室工作。
管理所先后组织他们去各地参观，以加速思想改造。以往他们只能从报纸上知道一些外面发生的巨大变化，多数人实际上不大相信报纸上的内容。因为过去国民党的报纸内容真实性极其有限，谁知共产党的报纸会不会也是这样。当他们怀着疑问和兴奋的心情来到外面世界时，才不得不承认中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确实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原国民党第十八军军长杨伯涛到武汉参观，当他从汉阳龟山脚下步入雄伟的长江大桥，眼望滔滔大江，禁不住浮想联翩。青年时代他任排长时，曾驻足汉阳归元寺。有一次他从武昌回汉阳时，江上风浪大作，好不容易找到一条小船，给以重金方才得以横渡。小船在大风里好几次几乎倾覆，过程险象环生。想不到如今竟能站在钢筋混凝土建造的大桥上，不惧任何风雨。这一刻让他深深地体会到共产党是说实话办实事的。
原国民党天津市警备司令部中将司令陈长捷，站在武汉长江大桥上动情地说：“我身历四朝，走遍全国，只看过郑州铁桥、号称远东第一的钱塘江大桥。但以往建成的几座桥，都离不了洋人或洋技术、洋材料，可今天一看，如果前后相比，真是小巫见大巫。武汉大桥的建立，靠的是中国人自己的智慧和力量，这回可给中国人长了志气！”
原国民党徐州“剿总”前进指挥部中将副参谋长、军统局北方区区长文强，凭栏远眺，更是激动不已，当即赋诗一首：
九月天高天气晴，登临揽胜大江清。
雄桥飞渡联南北，万国通途会古城。
三镇毗连秋水共，两江交汇锦云横。
我身不觉在霄汉，睹此宏图暗自惊！
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中国根本没有汽车制造工业，国内所有的汽车都是从外国买来的。杜聿明在长春参观时，看到市郊建起了一座现代化的汽车制造厂，感到无比惊奇。他同廖耀湘、郑庭笈走进工厂，亲眼看到一辆又一辆的解放牌大卡车开出厂时，几人都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虽然他们对“雪佛兰”“道奇”等进口品牌汽车并不陌生，但一直盼望能有自己国家制造的汽车、飞机、坦克。然而国民党一心只顾打内战，根本不考虑发展自己的民族工业。多年“剿共”，搞得国破民穷，最后将日本侵略者“剿”进了国门，使得山河破碎、生灵涂炭。今天看到新中国终于有了自己的民族工业，造出了自己的汽车，这让杜聿明等人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与激动。杜聿明向厂方提出请求，让他驾驶一下祖国造出的汽车，得到同意后，他兴奋地跳进驾驶台，熟练地将汽车开出去好几百米。掉头回来后，他高兴地连声称道：“太棒啦，太棒啦！”后来他在座谈参观感想时激动地说：“我过去在东北疯狂地打内战，造成了东北人民的灾难，真是比老虎还穷凶极恶。想一想国家在我们手中被糟蹋成这个样子，真是令人痛心。共产党掌握政权后的变化，国家民族的自立，我们当初追随孙总理，难道希望的不正是这些吗？”
此类参观活动，使这些国民党战犯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许多人开始了认真地思索：当年我们投身黄埔军校，追随孙中山先生，目的是什么呢？我们追随国民党这么多年，给人民、给国家又带来了什么？连年内战，国土沦丧，民不聊生，难道这是我们参加黄埔的初衷吗？
新旧中国的天壤之别，使得每个战犯都不得不承认，他们追随蒋介石，已将中国弄得贫穷落后，濒临绝境。真正爱国为民的中国共产党，正在使中华民族走向繁荣昌盛。在这样的国家、这样的政党面前，是顺应历史的发展，脱胎换骨，争取成为新人，还是寻找旧日的迷梦，带着花岗岩脑袋去为“党国”效尽愚忠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