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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记历史,不要说再见

来源: 2019-06-03 17:35



杨永智 

台赛摄影师

报道摄影工作者

曾任《中国时报》摄影记者、《自立早、晚报》摄影组主任、《新新闻》特约摄影、《台北人》杂志图片主编、《时报周刊》摄影组主任、撰述委员、《TaiwanNews》摄影主任,世新大学兼任老师、社区大学老师、NGO摄影志工


摄影个展记录:

1997 《战后越南  关怀生命》

1998 《烽火柬埔寨  爱的足迹》

1999 《忠仁、忠义“活着”》

2000 《失落的族群》

2002 《深思》全台巡回展

2004 《车站不见了  车站回家吧》

2008 《他们是历史的目击者》

2013 《印记历史--台湾早期摄影记者的故事》

2016 《不要说再见,“福尔摩沙”!——我的二分之一人生》


文/《台海》杂志记者 刘舒萍 图/杨永智

记者首次认识杨永智是在2012年,在第三届台赛论坛上,杨永智的演讲题目是《他们是历史目击者:台湾第一代摄影记者的故事》。他花了八年多的时间,专访了老一辈摄影家、采访其家属亲戚、搜集作品。2013年,《他们是历史的目击者》一书发表,书中搜罗22位活跃于1960年代前的摄影记者,他们曾经历日据时期、抗日战争、国共内战到“8·23”炮战,定格历史,收藏历史,创造了很多台湾新闻摄影史上的“第一”,如日据时期第一位台湾摄影记者陈耿彬留下当时的社会写真,台湾第一位女性摄影记者伊梦兰、第一位登上钓鱼台的摄影记者姚琢奇、第一位登上南沙群岛太平岛的摄影记者吴绍同等。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也终将被历史定格,被记忆收藏。

老照片如同佳酿,放得越久,就越浓烈而迷人。人们对老照片的感怀也是杨永智的现代思考。他策划的《正港爱台湾》等展览就是例子。《正港爱台湾》展出的是他特地收集的老照片,讲的是早年来台神父所拍摄的早期台湾庶民生活。

对于1940年代至1960年代从事摄影记者的人,杨永智将他们归为台湾第一代摄影记者。而1970年代至2000年代从事摄影工作的人则归为第二代摄影记者,2000年之后从事摄影工作的则归为第三代摄影记者。显然,杨永智是第二代摄影记者。这一代摄影记者有他们的时代特性,多从事报道摄影,这是因为1980年代台湾社会剧烈变动,街头运动兴起,许多禁忌渐渐被突破,这时期可说是台湾新闻摄影、纪实摄影的鼎盛时期。

“说实在,我很幸运,老天给我机会在我三十多年摄影路程,目击了台湾政治民主化、社会多元化,身为摄影记者纪录下了这段时间的政治、社会的变动。从蒋经国、李登辉、陈水扁、马英九时代,从‘戒严’、党外民主运动兴起、群众街头抗议、开放大陆探亲、开放党禁报禁、‘解严’、‘政权’的更替等历史事件,许许多多历史瞬间,能够身历其境并用相机纪录了下来,现在回想起来令人感慨万千。”自1983年进入报社、拿起相机,36年来,“报道摄影工作者”是杨永智对自己不变的定位。


台湾9·21大地震,是20世纪末期台湾最大的地震,发生时间为1999年9月21日凌晨。地震后的第二天,杨永智进入中寮、埔里、东势等地,拍摄一组关于台湾少数民族部落灾后重建省思的专题《失落的族群 》。



近年来专注于拍小人物系列

杨永智长年从事报道摄影,虽然大学接受过摄影教育,但影响他最深远的还是自己翻读摄影集、摄影丛书的过程,再加上一入行就受到老一辈摄影家的哺育、熏陶,更有幸在台湾街头运动中成长,铸就一颗“用照片改变世界”的赤诚之心。几十年来虽历经悲欢离合,唯有这颗赤诚之心未变。

作为摄影记者,杨永智热情、积极。例如,台湾9·21大地震后以一年的时间,他跑遍受地震影响的北部及中部山区少数民族部落,并出了一本《失落的族群》一书,探讨台湾少数民族因水资源的分配、房屋的重建、迁村问题、重建的资源分配不均等。

三十多年来,杨永智亲眼目睹及纪录台湾政经变化、社会变迁、大地变化, 也与志工团走访第三世界,他看见历史不断在重演,厌倦了一直拍摄冲突、抗争的画面,他转而走向聚焦台湾小人物影像纪事系列,希望透过摄影为社会贡献一些心力。他说,台湾小人物其实是台湾真正的主体,他们脚踏实地,不畏艰难,以执念和毅力,在自己的岗位上努力不懈为生命、为理想奋斗,这些不鲜亮的人物,正是台湾稳定和进步的最大力量。

目前,小人物系列拍了近20个故事,纪录了台湾第一对成功分割的连体婴、变性人、轮椅特技演员、牯岭街旧书摊、少数民族独居老人、外劳、模特儿等人的故事。杨永智以时间为横轴、空间为纵轴,以挣扎和奋斗作为主轴,细细道出台湾庶民日常中的爱与和平。看似乱序的人物系列,实则为杨永智心中真实的台湾真善美。

摄影的环境培养了杨永智的内心生活,而内心生活又培养了他的摄影。早期的报社同行,有的转行从事商业摄影,事业做得风生水起。而他呢,还在埋头做专题摄影,开展览、出书、找赞助,记者问他,是否曾想过改换跑道。杨永智斩钉截铁地说,自己对商业摄影没兴趣。在他看来,摄影最重要的是内涵,是自己所拍的人事物能否对社会产生正面的影响,“这个比较重要。”


1988年,杨永智曾到大陆采访拍摄两个月,之后的数十年陆续到大陆拍摄六十余次,一路见证大陆改革开放初期到现在的变化。图为杨永智1988年在大陆拍摄的搭火车场景。


1988年首访大陆,拍下万张照片

《台海》:听说您自1988年首次到大陆拍摄创作后,每年都要到大陆一两次。

杨永智:是的,大部分都是因为工作或是受邀来参加摄影活动,已经到大陆五六十次了。1988年,我为了拍摄台商故事首次到大陆,当时我是自立晚报的记者。我们共有2组,一组横走东西,一组纵走南北,每一组三个人,两个文字,一个摄影。我是纵走南北这组,最北到过黑河,最南行至海口。能够到大陆采访,其他报社同行很羡慕我们,我们算是第一批这么深入到大陆采访的台湾记者,报社特地开了专栏,几乎每天都有见报,很轰动。

我们的第一站是北京,当时还不能直接到北京,得先绕道日本。在北京,我们访问到李鹏总理,算是最早接触到李鹏总理的台媒,当时台湾还没有人接触到大陆的官员。

《台海》:当时的采访都是如何联系的?

杨永智:我们都是靠当地的记协,提前申请、告知要采访什么,记协会帮我们一一联络好。当时的采访对象主要是台商、当地的官员(例如市长、省长)。

《台海》:都很顺利吗?

杨永智:还好,因为有记协帮忙。两个月的时间里,我们去了二十多个城市,我带了300卷胶卷,每一卷可以拍36张,测算下,此行拍了1万多张照片。这些胶卷照片很珍贵,我现在还全部保留着,将来可能会办一个展览或是出一本书。

从1988年一直到现在,大陆变化太大了,真的是不可思议。第一次来的时候,大陆刚改革开放没多久,还在起步当中,大家衣服的颜色很单调,骑的是自行车,只要出了北京,土路都是凹坑的,有一些地方则是小碎石路。现在变化太大了、太大了。以上海为例,它是我造访次数最多的大陆城市,1988年去的时候,就外滩一带有几栋大楼,现在不得了了,翻了好几倍。

《台海》:每到一个新的地方,您一般会选择到哪拍照?

杨永智:我最喜欢到街头,先是到比较热闹的地方看一看,接着去传统市场(一般庶民买菜的地方),然后再去找老房子、老街等等,大概就这三个部分。

《台海》:所以,1988年的大陆行也是如此吗?

杨永智:是的。除了台商和官员外,我也拍了很多街头的画面,比如 修手表的,修脚踏车的,或是擦皮鞋的。将来有机会办展的话,最主要还是以这些街头人文为主,结合这些年来的拍摄,从一位台湾摄影师的角度看大陆的一个变化。

杨永智花八年抢救保存22位台湾老一代摄影记者的贡献。图为2008年,老一代摄影记者在“他们是历史的目击者”摄影展上合影,图左起为庄灵、张之铮、罗超群的夫人罗广仁、浮云、陈永魁、秦凯、吴绍同、郭惠煜、姚琢奇、朱汝瀛、杨永智。


历史目击者不应被历史忘记

《台海》:您长期致力于收集整理台湾老一辈新闻摄影师的故事和代表作,前后花了八年多时间。是什么动力促使您花这么长时间来做这件事?

杨永智:台湾第一代摄影记者大部分是从大陆赴台的,其中有很多十分有影响力的摄影家。比如,王小亭、王之一、吴绍同、李培微以及姚琢奇等人。我刚开始在报社跑新闻时,都会遇到这些前辈,慢慢地跟他们熟悉了,有时候会听他们讲故事,这些故事很有历史价值,我想,我可以写写他们,记录下来,让大家了解摄影记者的历史故事、新闻摄影史。

台湾老一辈摄影家感情很深,每两个礼拜定期到一家叫“雅苑”的餐厅聚餐,这是一家广东餐厅,我是晚辈,他们吃饭时也会找我,和他们吃饭时,我不采访他们,只是跟他们聊。彼此熟悉了之后,再约采访就比较容易了。我也被拒绝过,但我没有放弃。采访台湾纪实专题摄影的开拓者黄则修时,他都说他没空,不太愿意接受采访,他那时在学校教日文与摄影,我打了两年的电话,他才愿意接受我的采访。

大部分的台湾老一辈摄影家,我都有接触过,除了王小亭。我出道的时候他刚好去世,他儿子还在台湾,今年九十几岁了。

《台海》:他们这一代人有什么样的共性?

杨永智:他们感情很好。那时候在台北的摄影记者不多,共三十几位,所以他们这一代的感情都不错,有情有义。譬如说,他们一起出去拍照,有拍到照片的人会多洗几张照片给没有拍照的人,让对方署名发出去。除非是大独家,一般的新闻,大家都会互相照顾。

《台海》:在您准备做这件事的时候,这些老一辈的摄影记者早已退休,有的还住在美国,这时,他们的作品即便有保存的,应该也是少数吧。

杨永智:有的人有保存底片,这样的话,我只要扫描就可以了,但大部分人因为搬家或其他原因(如把底片都放在以前的报社,报社后来倒了)流失了,就只剩下发在报纸上的照片,这种情况,必须先翻找出照片,再用相机翻拍。对于那些远在大洋彼岸的老一辈摄影记者,不能见面,我就打电话访问,跟他们的家属、朋友联系,再请他们Email寄给我。

《台海》:每次跟他们聚餐时,您心情如何?

杨永智: 他们聚餐已有三四十年了,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老一代记者也逐渐凋零,现在剩下没几个人了,前两天吴绍同走了,他是很有名的鹤人,专门拍鹤。今年3月,我组织了一次聚餐,距离上次聚餐差不多有一年半时间。那时,吴老还在,他也来了,他还在跟另一位老师开玩笑:你是听不见,我看不见。

以前聚餐,大都是伊梦兰大姐召集大家,她是台湾第一位女摄影记者,2014年她辞世后,换我来组织。但我现在不太敢跟他们聚餐,只剩下三四位老人家,年纪最轻的也83岁了。人数越来越少,挺伤感的,我怕他们会触景伤情。

《台海》:现在聚餐,大家都聊什么?

杨永智:还是聊以前跑新闻的事情,每次也都会有新的东西。


《忠仁、忠义分割40周年的故事》节选 

连体婴忠仁、忠义的故事,是杨永智长期关注的专题之一。忠仁、忠义兄弟从他们在1976年出生起,就引起了社会大众的注目及关心,他们出生时是三肢男坐骨连体婴,当时对是否要分割,在社会及医院之间引起不少争议,后来经由台大医院分割成功,并经由电视12小时转播。分割后的忠仁忠义,从小学、中学、高中、就业,也常是媒体的报道对象,他们的身体缺陷,让他们常常要住院,但他们习以为常,乐观开朗地交朋友、恋爱、结婚、生子是他们的人生目标。
2019年9月10号是他们连体婴分割40周年,杨永智本来跟他们兄弟俩讲好说要办个展览,没想到今年除夕前,忠仁突发脑干出血过世了。


照片的力量足以改变世界

《台海》:听说您是从文字记者转为摄影记者的。

杨永智:我在大学念的是新闻,到报社实习的时候是文字记者,我当时很积极,自己找新闻,自己写,自己拍,在家里弄了一个暗房,自己洗、放大,几乎都会见报,总编辑就很重视我,要把我留下来,当时文字组没有缺人,摄影组有缺,就把我留在摄影组那边,从此开始了摄影记者的生涯。

《台海》:您为何偏爱黑白影像?

杨永智:摄影记者喜欢用黑白来表现故事,黑白让人脱离现实,产生距离的美感。

《台海》:回溯过去,您对哪个阶段比较怀旧?

杨永智:我比较喜欢现在,能够有更多机会拍一些报道摄影专题。

《台海》:听说,1995年一趟参与台湾世界展望会波斯尼亚与巴勒斯坦关怀之旅,改变了您的人生观。

杨永智:是的。当时波斯尼亚在内战,我们这一代没有经历过战争,亲眼看到才知道战争的可怕,当难民的无可奈何。打战是很残酷的,进入城内,到处是断垣残壁,千年古桥也遭炸毁,不少妇女被军人强暴,许多孩子变成孤儿。尽管过去跑过不少严重冲突的群众运动,但走了波斯尼亚与巴勒斯坦这趟之后,更令我开了眼界,也重新思考我的人生目标。

《台海》:新的人生目标是什么?

杨永智:就是比较惜福,比较想要拍弱势的族群、做公益的群体。这一趟旅程后,我成为了展望会的摄影志工,当了20年。

《台海》:您也是这时起开始拍台湾小人物系列?

杨永智:大概也是这个时期,坚定要拍小人物,拍台湾的弱势群体、有爱的团体、做公益的人物。世界要继续发展下去,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比如说环保、战争、科技的副作用等等,唯有爱与和平才能够补足其中的残缺。

《台海》:您想通过影像发声?

杨永智:对,我始终认为照片可以改变世界。历史上有不少照片改变了事情的走向,例如王小亭(1900年生于北京,1981年在台北逝世),他是华人摄影史上最具影响力的摄影师,他拍的很有名的一张照片是,上海火车站附近哭泣的婴儿,在淞沪战争时,美国媒体登了这张照片,据说有一亿两千多美国人看了这张照片。这张照片也改变了中国人的命运,让全世界了解日本侵略中国的真面目。

1989年,美国流行摄影杂志选出地球上15张最伟大的黑白相片,其中一张就是王小亭的这张哭泣的婴儿照片。

我希望我的照片也可以改变世界,产生人道关怀的力量,让事件能走向更正面的发展,让人类能够永续生存。

《深思》节选
杨永智希望借着这些影像提醒世人,人类社会的战争冲突、过度工业化、资源消耗浪费、粮食问题、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贫富差距、道德败坏等,对人类的生存和永续发展造成威胁,希望促使人们能够惜福及对人类的前途更加关心。
01>克罗埃西亚军人在断垣残壁警戒,对面就是敌人的阵地。我们正在拍照时,展望会人员要我尽快离开这里,表示这仍属于危险的地方,一名联合国的法国士兵,曾在这里被狙击手射杀过。(1994年波斯尼亚)
02>高德镇距离埃塞尔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约两百多公里,人口约一万人,由于旱灾涌入不少饥民,当地政府设置一处收容中心,收容了约一万名饥民。而二、三月的雨季却没有任何降雨,造成牲畜死亡、农作物无法生长,至今有十五名儿童饿死或是病死,有九十一名儿童在展望会所设置的高德镇儿童治疗性喂食中心接受治疗,并有两千名儿童曾经在补充性喂食中心接受喂养。治疗性喂食中心里,约有十多张“病床”,所谓病床并没有床,只是在地上铺一块薄地毯,生病的小孩由母亲或是亲人抱着或躺在硬邦邦的水泥地上,数不清苍蝇满天飞窜,治疗性喂食中心虽然简陋,但是“病床”可是一位难求。图为一名妇人带着小孩正接受治疗。(2000年非洲埃塞尔比亚)


《善心》节选

杨永智当了20年的摄影志工,跟拍公益团体跟公益人物,他把这些照片定为《善心》系列,希望推广台湾善的力量。

01>天主教中华圣母社会福利慈善基金会的志工为失能者提供到宅沐浴服务。
     02>第一社会福利基金会的启智及身障关怀。


抛砖引玉,推广善的力量

《台海》:目前在拍什么专题?

杨永智:连体婴忠仁、忠义的故事现在还在继续拍,我希望能做一个“善心”系列。我拍公益团体跟公益人物也拍了十几二十年,我把它定为“善心”,希望推广台湾这种善的力量。台湾的媒体你也知道,讲政治、讲八卦,讲得太多了,台湾很多善的力量却没有被报道,所以,我希望明年能够办一个展,推广台湾善的力量,让这个社会更好,也希望大家都能来发善心,让这个世界更好。我会不会讲得太高调了。有点太高调了。希望是这样子,但不容易达成,只是希望利用我小小的力量摄影的力量来做这个事情。

《台海》:忠仁忠义的故事应该是您拍摄时间最长的一个专题。

杨永智:有36年了。1983年我在刚进报社时,他们进入台北天母小学就读,我第一次前去摄影采访,就一直跟拍到现在,日后我们也成为好朋友。今年除夕前忠仁突发脑干出血过世了。今年9月10号是他们连体婴分割40周年,我本来跟他们兄弟讲好说要办个展览,没想到有一个先走了,但还是要做。除了展览,我还是会出一本书,剪一个影片。

《台海》:展览的经费需要您去负责吗?

杨永智:我跟他弟弟忠义一起去找基金会赞助。我希望从励志与感恩的角度来办这个活动。哥哥忠仁后来这三年到处去演讲,讲了400多场,也是很辛苦,因为他身体也不好,就一只脚,他们真的是不容易。我会写几万字的故事,配上照片,希望这本书能够励志大家,励志经历低潮的人,或者像他们一样身体有残缺的人。

《台海》:所以,您现在大部分的策划都是偏真善美?

杨永智:我知道这类的读者不多,但还是要走这个路线。一般大家比较喜欢看美的或是冲击力的画面,但我觉得这已经有人做了,就不要再去做,那就做一些比较没人做的项目。

《台海》:您觉得摄影的力量大吗?

杨永智:摄影的力量其实是很大的,要看你怎么去做,不能光是照片,还要借用媒体或周边的一些力量,比如说借用公益团体、基金会的力量来帮忙推广。我现在正在找基金会赞助这个事情,除了出书、拍影片之外,我还要推广一个运动——“为台湾说一句好话”的运动,配合这些,来推广善心的力量。我一直有这个想法跟信心,应该可以做得到,看明年可不可以实现。

《台海》:您不只是摄影师,也是策划师。

杨永智:只是希望能够尽一点力量。

《台海》:摄影会带给您很多快乐吗?

杨永智:刚开始是糊口的工具,是一份工作,慢慢日久生情,也曾有过悲欢离合,想过不想干了,但,过一阵子,外出拍照,那种喜欢摄影的情绪又回来了。有低潮,有高潮。这都是很正常的事。

《台海》:请用一句话来总结摄影与您的关系。

杨永智:我们都是平凡的个体,只是刚好我的兴趣也是我的工作,那就好好去做点好事,将来自己走了之后,希望能够留给一些东西给后人。

《台海》:想为台湾摄影做一些事?

杨永智:也不要讲这么高调,这个有点把自己捧得太高了,我不喜欢造英雄,就是做一点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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