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台海》杂志见习记者 吴乔莺 图/ 陈柏亨
诗人泰戈尔曾说过：“信仰是只鸟儿，它在黎明前的黑暗里，便已觉察到了曙光，放声歌唱。”对于摄影师陈柏亨来说，摄影就是那只飞入他人生丛林，并停留于斯的一只可爱鸟儿。它站在枝头，动情吟唱，唱出了陈柏亨人生绚丽的朝霞，也唱出了人生的新风景。
《理教公所树心会馆大火》
2005年8月，理教公所树心会馆大火，被列为古迹的钟楼一时烈焰冲天，这处30余年古老市容，只剩残屋断瓦，更添沧桑。
出生于云林的农民之子
台湾云林，东接南投县，西临台湾海峡，虽然没有台北的繁华，但这里明山秀水，白云悠悠，有着一份珍贵的质朴和宁静。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美丽的云林孕育着淳朴的民风，赋予它的子女一颗温柔的内心，还有一双善于发现美的眼睛。作为云林子女的陈柏亨，自是得到了云林的这份厚爱，这也在往后的日子里，为他和摄影结下了不解之缘。
陈柏亨生长于云林一个世代务农的大家庭，家中还有两位年长自己几岁的姐姐，陈柏亨与摄影的第一次亲密接触，便是因为姐姐们的缘故。当年的台湾，相机并不普及，但爱美的姐姐们仍旧攒钱买下了一台当时颇为新潮的傻瓜相机，作为弟弟的陈柏亨自然承担起了替姐姐们拍照的“重任”。
虽然从未接触过摄影，更未看过摄影相关的书籍，但年少的陈柏亨却靠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天赋的感知力，完成一幅幅让姐姐们颇为满意的摄影作品。姐姐们的赞美让陈柏亨心生欢喜，也增加了他的自信，在年少的陈柏亨看来：“摄影似乎是件非常有趣的事情。”
中学时代的陈柏亨由于同学介绍，加入了学校的摄影社团，这是他第一次接触到专业摄影机，也是社团中仅有的一台有50mm镜头的Nikon相机。这样的摄影机，在如今看来或许是稀松平常，但在当年的学生们看来，却是如珍宝一般的存在。由于相机、相纸都不便宜，所以平日里社团的活动多是观看暗房、冲洗照片，拍摄机会并不多。陈柏亨非常珍惜这为数不多的拍摄机会，十指触碰相机时的美妙感觉总令他无法忘怀。
许是命运听见了陈柏亨自己都尚未察觉到的心动之声，便有意在暗中制造了种种巧合，让这个在大学联考的志愿填报中本欲选择语言方向的少年，最终考上了世新大学平面传播系。对于这突如其来的转折，年轻的陈柏亨在开心之余，更多的是犹豫——平面传播专业四年100万台币的学费可不是一笔小数目。面对儿子的烦恼，陈柏亨的父母给予了充分的安慰。虽然他们只是勤勤恳恳的农民，从未念过书，对于摄影专业更是了解甚少，但他们却懂得支持与爱，他们告诉陈柏亨：“小朋友多念书就有机会改变人生，如果是你喜欢的就去读吧，不要放弃你的选择。”
对于父母的支持，陈柏亨深觉感动。这份支持伴随着他走入校园，并在往后的日子里贯穿于他作为摄影师的职业生涯中。
摄影路上的严厉伯乐
初入世新大学的陈柏亨沉浸于丰富多彩的校园生活中，对于自己的人生未有非常明确的规划，在他看来，自己只是一个有幸来到摄影大门之前观望的少年，资历尚浅，什么职业、人生理想都太过遥远，并非是他当下所能考虑的事情。但陈柏亨没有想到，大二那年与陈学圣老师的相遇，让他的最初的想法有了180度大转弯。
这位被陈柏亨称为“伯乐”的陈学圣老师，是陈柏亨大学二年级报道摄影课的授课老师，亦是陈柏亨的新闻路上的启蒙老师。在陈柏亨眼中，这是位“非常特立独行”的老师。
“陈学圣老师本科考入台湾大学造船系，算得上是百里挑一的高材生，但对于本专业他兴趣缺缺，独爱摄影，所以在本科阶段，他经常偷偷翘课出去练习摄影。但他功课竟也没落下，顺利从台大毕了业，还申请上了海外摄影专业的研究生。”谈起自己的这位“伯乐”，陈柏亨的言语里流露出无法掩饰的欣赏与崇拜之情。
这样一位特立独行的老师，他在教导学生方面亦显示出了强大的个人风格。不同于其他温和可亲的台湾老师，以循循善诱的方式鼓励学生不断进步，陈学圣老师更擅长的是“当头一棒”式的批评教育。“这一棒可不是谁都受得起的，我想到当时的场景现在心头都还会一紧，稍微有点玻璃心的都无法坚持下去。”陈柏亨笑着说道，“不过习惯了之后，你会发现老师这一棒一棒，打得实在是精准无比。”
为了完成陈学圣老师课堂要求的摄影作业，陈柏亨从未怠慢，他认真去做生活的有心人，捕捉下自认为不错的新闻画面，小心呈递给老师。可每每换来的都是陈学圣老师紧锁的眉头以及一句“你说的一口好照片，但你却没有拍出你所说的内容”的当头棒喝。一开始，陈柏亨心中也有些沮丧，但他从未想过要放弃，他在不断的推翻中艰难前行，也在一次又一次的拍摄中领悟到了老师希望他学习的内容——“对于一个新闻主题，当你与受访者沟通越多，你拍摄的面向越多，你就会对这个主题有更深的了解，会更加明白自己应该去拍摄怎样的画面”。陈学圣老师所谓的“当头一棒”是真诚而恳切的，亦是循序渐进的，这背后折射出的是老师对陈柏亨的期待。当陈柏亨的新闻摄影有所提升，能达到“拍出自己所说的内容”的程度时，陈学圣老师只是略一点头，却又马上对陈柏亨提出了更高层次的要求——开始嫌弃摄影画面“没有韵律感，缺乏行云流水的感觉”。对于这样抽象的要求，陈柏亨一时无法理解。陈学圣老师便用音乐旋律的高低起伏和文章的起承转合作比，让陈柏亨领悟到何为“照片的律动性”，了解如何通过照片“讲好故事”。
在陈学圣老师的不断鞭策下，陈柏亨的摄影水平与日俱增。陈柏亨的脑海中开始浮现出了一片美丽的蓝图，成为新闻摄影记者的理想开始生根发芽。
《不能没有你》
这是我拍摄于2003年4月11日的一张照片，照片中高雄市民阮志忠为争取女儿监护权，带着女儿在人行天桥上，威胁要携女自杀，其间数次挥刀自残，画面非常惨烈。
阮志忠先前和一女子相恋，非婚同居生下了一个可爱的女儿，但他并不知道女儿的母亲其实早已结婚。当女儿长到六七岁需要去读小学时，阮志忠因为没有办法帮女儿登记户口，这才发现了女儿母亲隐藏的这个秘密。因为在台湾的法律中，只有夫妻合法结婚生下的孩子，才能算是他们的孩子，才能登记户口。女孩的妈妈非常没有责任心，抛弃孩子消失不见，这位没有户口的可怜孩子就成了“非法”的存在，连正常上学都困难重重。作为父亲的阮志忠非常心疼自己的女儿，于是就屈尊四处求助，但努力了很久依然是求助无门，所以就到天桥上准备轻生。我那时候去得很早，现场的氛围很紧张，他站在高处，抱着孩子，情绪激昂，这样的画面我到现在想起来都还觉得震撼，一位父亲要带着自己的孩子同归于尽，心里到底有多恨、多痛苦。这个新闻在当时是非常轰动的，占据了我们报纸的一版和九版，做了很大篇幅报道，引起了社会各界人士的高度关注。
这张照片后来以《监护权的爱恨争战》为题，获得当年度吴舜文新闻奖与卓越新闻奖。
戴立忍导演的电影《不能没有你》，也是因为受到这个故事、这张照片的启发才进行电影创作，这部电影后来也拿了金马奖。
事件发生后，我们也持续关注着这对父女的进展，这对父女被解救下来之后，政府用了某种特例的方式让他拥有了监护权，恢复了正常的生活，孩子现在也平安长大了。
——陈柏亨
我更加关注人与社会
《台海》：本科阶段，作为一名平面传播专业的学生，您为什么选择辅修社会心理系的课程呢？
陈柏亨：其实会选择辅修社会心理系有多方面的因素。第一个原因是受到了陈学圣老师的影响。陈老师平日里经常会教导我作为新闻摄影记者要注重和人的沟通，但这种沟通并不是我们平日里在校园中和同龄人之间的简单沟通，而是要走出去、让自己置身于社会中，和各式各样的人进行深层次的沟通交流。大二那年，为了完成陈老师留下的课程作业，我曾拍摄过一家盲人重建院，这座重建院里都是一些因为先天或后天意外失明的人员，他们在这座重建院内的学校里学习识字、弹琴还有一些必要的生活技能，从而帮助自己适应、融入这个社会。这次拍摄也算是我第一次真正地“走出去”，和外界有了沟通和联系，在和他们的交流中，我感触颇多，我发现这个世界比我以前认识的要复杂得多，我开始认真思考陈老师给我们的建议，觉得是不是应该去辅修一些其他课程，帮助自己更好地了解这个社会，还有社会中的人。
第二个原因是因为世新大学的社会心理系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系，非常契合我的要求，所以吸引了我的注意力，让我想要辅修它的课程。在20多年前的台湾，大学里的社会学和心理学一般都是分开的，很少有学校类似这样将两个学科合并成一个系。我当时特地去看过社会心理系的课程设置，觉得课程安排还不错，所以就选择了它。
《台海》：能否谈一谈辅修社会心理学系对于您的摄影具体有哪些帮助？
陈柏亨：在社会学的部分，我觉得通过社会学理论的学习，可以了解到这个社会是如何运作的，增加一些哲学性的思考。其实摄影除了拍摄画面之外，也要通过摄影镜头去反映社会的变动，去反思变动之后的意义，所以社会学的学习对我的帮助是很大的。而在心理学的部分，我觉得通过课程学习我会更懂得如何跟人相处，在人际沟通方面也更加擅长，这让我在新闻采访、摄影的时候更加如鱼得水。同时，心理学的学习也增强了我的同理心，我会懂得设身处地地为别人着想。
总而言之，通过辅修社会心理学系，我对于这个社会以及社会中的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喜欢去观察环境和人的改变，也希望记录下这个时代中发生的事情。
《台海》：您觉得在摄影过程中拥有同理心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吗？
陈柏亨：当然。我觉得不管是在摄影，还是在平常的为人处世中，同理心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同理心其实就是感同身受，可以让人更好地了解彼此，这样拍出来的照片才更有温度。有些人会觉得，带着过多的情感去拍摄会影响自我的理性判断，进而影响作品的客观性。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错误的理念。因为摄影是自我的诠释，完全的客观是不存在的，我们只是在拍摄的过程中力求客观。在拍摄作品的过程中，每位摄影师都会经过思考、判断，去选择吸引我们的，让我们所看到的的部分。拥有同理心只是会让你在拍摄的时候更能发现一些不一样的角度，你也会因为这份理解而更加信任自己所看见的、所捕捉的动人画面。
《台海》：在大学期间，因为摄影还发生过什么有趣的事吗？
陈柏亨：当然有，我就简单分享几件我印象深刻的吧。其中一件是，因为摄影的关系，我开始与更多人接触，有了更多大胆的想法，比如和同学一起骑着摩托车上山下海，环岛旅拍。你别看环台湾岛旅拍在现在很流行，在当年这算是比较小众的，可以称得上是一件“壮举”吧。现在的孩子们生活条件很好，交通便利，能去的地方也更多。我们这些老同学也常常打趣，如果我们晚生个二十年，或许就是环球旅拍的第一批人了。
另一件有意思的事是，通过学习摄影，我重新认识了我的家乡。透过镜头我发现，自己原本熟悉的老家云林，竟还有如此多我未曾关注到的迷人景色。拍摄风景的同时，我也会去拍摄家乡的人。因为当时摄影机少，所以乡亲们看到我在拍照都非常好奇，知道我在帮他们拍照的时候他们的开心都是写在脸上的。所以每次我拍完照片后都会尽快把照片冲洗出来送给他们，他们拿到照片后经常会说一些感谢的话，并且热情地招呼我吃饭。我很享受摄影带来的这种美好的、充满善意的人际关系，这让我感觉很快乐。不过如今这种情况越来越少了，可能也和摄影机的普及和大家重视个人隐私、肖像权有关，很多时候不太愿意被拍照。
《命悬一线》
这张照片的拍摄地是在台北市仁爱圆环旁亚洲大厦，当时有一位48岁的张姓男子疑似酒后嗑药，误将窗户当做浴室门推开，一脚踩空，身体被窗户卡住高挂在12层楼外，动弹不得，情况非常危急，实在令人揪心。我当时一听到这个消息，就用“三点定位法”很快锁定了位置，跟时间赛跑，以最快的速度骑摩托车狂奔抢拍下了这张图片，事后才觉察到这一路过来有多么危险。当时的消防队出警也非常迅速，他们用高楼云梯车和气垫解救下了这位男子，男子被解救之后惊魂未定。这张照片后来获得了2009年台湾新闻摄影比赛突发新闻类第三名。
——陈柏亨
甘于清贫勇担责任
《台海》：您从世新大学平面传播专业毕业之后，为什么会选择去《中国时报》工作呢？
陈柏亨：世新大学本科阶段有报社实习的项目，我选择的实习项目就是《中国时报》的记者实习，在实习期间我会跟随着经验丰富的老记者们去新闻现场参与实作，这让我对新闻摄影有了更多了解。不过说来也有趣，我毕业时选择这份工作也是有点因缘际会的成分在，因为虽然我有过《中国时报》的实习经历，但我从未想过到那里工作。这里有两方面的原因，一个是因为我毕业时还处于一种摇摆不定的状态中，我不知道自己应该先去修读本专业的研究生，还是应该先进入职场；另一个原因是因为从前台湾只有《中国时报》、《联合报》、《自由报》这三大报，空缺的岗位很少，招聘不是每年都有，选拔也有一定难度。在我苦恼之际，陈学圣老师告诉我《中国时报》准备选拔新人了，并鼓励我去尝试。我当时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去投递简历，最后竟然真的被录取了。我觉得这个机会真的很难得，于是便兴奋地去上班了。
《台海》：梦想成真的感觉应该很幸福吧？您觉得成为一名摄影师对自己来说意味着什么？
陈柏亨：幸福是肯定的。因为虽然过去我也曾期待成为一名摄影师，但因为在大学阶段我看过太多优秀摄影师的作品和故事，感觉到自己和他们之间存在着巨大差距，会缺乏自信，怀疑自己到底能不能做到。比如我曾看过许多优秀摄影师的故事，比如玛格南摄影通讯旗下的那些摄影师，他们有着巨大的热情和冒险精神，还有执著的新闻理想。为了工作，他们需要忍受和家人的长期分离，有时甚至还要冒着生命危险去拍摄，我觉得这是常人难以做到的，让我非常敬佩。
我觉得成为一名摄影师对我来说首先是意味着责任，因为你作为社会新闻的记录者，你必须和那些优秀的前辈一样，有自己的新闻理想，也有自己的职业操守，不能有半点疏忽。其次，成为摄影师还意味着要甘于清贫。以前读书的时候，老师们就经常告诉我，如果你成为了一名摄影师，在物质收入上你获得的可能不会非常多，但是在精神方面，你会非常富裕。因为你每天的生活不同于一般上班族，你的工作不是朝九晚五，而是充满着突发性，是不规律的，也是需要你不断去学习的。这份工作虽然清贫，但却非常有意思，你可以在跟不同采访对象的沟通交流中学到很多书本上所没有的知识，你的内心是饱满的。
《台海》：您后来又是因为什么原因来到了现在就职的《联合报》呢？
陈柏亨：到《联合报》工作其实也是因为机缘巧合。因为当时我已经工作了一段时间，积累下一定的作品。有些同行看到了我的作品，也认可我的能力，就主动和我沟通希望我能考虑一下他们的工作。最开始跟我接触的是《苹果日报》的工作人员，他们当时正在开拓台湾市场、广纳人才，想用高薪聘请我。我一开始不太了解《苹果日报》，还特地买回家阅读研究，但认真思考后我觉得《苹果日报》包含了一些血腥和色情的新闻内容，这和我平日里接受到的新闻理念不太相符，所以我拒绝了他们的邀请。后来《联合报》的工作人员也向我抛出了橄榄枝，当时《联合报》也是办了五十几年的报纸了，它的薪资虽然没有《苹果日报》高，但在台湾风评很好，与我的理念也相符。我觉得如果去《联合报》换个新环境或许可以给自己多一些历练，所以就离开了我一直很喜欢的《中国时报》，接受了新工作。
《青少年日间留院“又一村”》
位于台北市象山脚下的“又一村”，离台北101大楼不远，为青少年精神病患的日间留院，有五十名青少年精神病患在这边试着由纷乱幻境回到真实世界。 他们很努力，家长和医护、老师也陪着努力，期待有一天，能继续因病喊了中场暂停的人生。期待在“又一村”之外，有柳暗花明的希望等待他们。
青少年日间留院“又一村”
《台海》：我们了解到您在毕业工作了一段时间后又重新以研究生的身份回到世新大学深造，比起本科阶段，研究生阶段有什么不同的体验吗？
陈柏亨：研究生阶段我选择了图文传播与数位出版研究所，我觉得和本科阶段相比还是有很多不同的。本科阶段学习的是比较基础性的知识及摄影技术，研究生阶段则包含了更多高层次的理论思考，还会学习一些符号学、神话学理论，会让你在思维方面得到一定的提升。
《台海》：您觉得摄影中的想法和技术哪一个比较重要呢？
陈柏亨：其实我觉得二者都很重要，如果硬要区分的话，我个人的观点是觉得想法会比技术更重要一些。因为现在随着科技的发展，拍照不再是件非常困难的事。从前拍你可能要刻苦专研技术，让黑白照片富有质感、彩色照片颜色艳丽，但这些在如今都能被科技所弥补。但科技永远无法代替人的思维，内容仍旧是王道，有好的想法才能创造出好的作品。而想拥有好的想法，多训练、勤思考是必不可少的。
《台海》：能分享一下您硕士期间所做专题青少年日间留院“又一村”影像背后的故事吗？
陈柏亨：青少年日间留院是一个为年轻人服务的精神病院，它的名字“又一村”取意于陆游《游山西村》中的诗句“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意思是希望让这里成为这些孩子们重新出发的起点。我在这里见到了许多生病的年轻人，有的是先天性精神病，有的是自闭症，有的则是因为在校园遭受霸凌而精神异常，还有因为车祸伤及大脑的。因为这些年轻人跟我年纪相差不大，所以我看到他们的时候，内心感触还是很深的。
说实话，这本是一个悲伤的专题，但我在拍摄的时候却倾向于把它拍摄成一个重生的故事。从前我们一般看到的精神病院的影像充斥着老弱病残，画面中的精神病患者看起来非常恐怖、悲惨，带给人极大的震撼，也造成了一些社会偏见。但我不太希望过分渲染这些年轻精神病患者的痛苦，我更希望去呈现出他们真实的样态。因为和年老的、被遗弃的精神病患者不同，这些青少年精神病患者的家人基本都会守护在他们身旁，给予他们照顾，这当中也有非常多温情的成分在。
为了更好地拍摄，我会去事先翻阅一些与精神病相关的文献资料，对他们的患病症状有所了解。同时，我还用平等、尊重的态度和他们进行沟通交流。对于年纪比我小的精神病儿童，我会像大哥哥一样和他们聊天，而对于年龄和我相仿的，我就和他们称兄道弟。沟通交流的过程其实并没有我一开始想象的那么困难，亦没有外界想象的那么恐怖，通常情况下，只要你表现出了足够的耐心和尊重，他们还是非常愿意跟你聊天、接受拍摄，包括他们的父母，也会愿意坐下和你聊一聊。
《台海》：当时这个专题是否引起一些社会反响？
陈柏亨：是的，一开始这个专题是在报纸上连载，随后被印成书售卖，这个专题多少改变了一些社会偏见，让更多人了解到精神病患者的生存状态。当时有许多人来购买我的书，并留下了许多鼓励这些青少年精神病患者的话。后来我也把这些版税捐给了“又一村”。
但其实我心里还是有些遗憾，因为作为一名摄影师而非医护人员，我能为这些精神病患者做的事情很有限。在长达五年的拍摄中，我和他们建立起了友谊，我真心希望他们能够得到更好的治疗，也能受到这个社会的充分的包容和接纳。
《磺火捕鱼》
位于台湾新北市金山的蹦火仔是传统的磺火捕鱼方式，利用“电石”（磺石）加热产生光源诱捕鱼群，当鱼群奔向磺火时，渔民赶紧拉起渔网，而在岸边等候的捕鱼人，趁机撒网捉鱼。每年5月至9月为磺火季，目前全世界仅存四艘磺火船，是台湾珍贵的文化资产。
做追踪灾难现场的有心人
《台海》：您曾拍摄过许多灾难新闻的照片，比如花莲地震、八仙乐园火灾等，能分享一下您拍摄的相关经验吗？
陈柏亨：我进入新闻行业后，有长达十年的时间都在做灾难新闻，大部分还是发生在晚间的“大夜新闻”。这是非常辛苦的，也非常有挑战性的一份工作。这类新闻的特殊之处在于，你根本不知道它会在何时、何地突然发生，这些信息需要靠你自己去挖掘。那个时候信息可不像现在这样发达，要获得灾难信息并不容易，但我经过摸索，也积累下了自己的一些小方法，首先是“听声尾随法”，只要一听到警车和消防车的声音，我都会立马骑着我的摩托车飞驰尾随，因为他们绝对是到达灾难现场的第一人；其次是“监听法”，平日里我会监听警方和消防队的无线电，根据报案人提供的信息锁定灾难发生地；再次是“记忆法”，早期台湾还没有手机地图，若是你对台湾的街道、门牌不够熟悉，当报案人提供的信息不够清晰时你可能没办法在第一时间了解报案人所说的地点就是那里。所以只要我一有空，我就会背诵台湾的街道名和重要门牌号，这对我提高反应能力很有帮助；最后是“三角定位法”，通常有灾难发生，被通知到的一定是事发地附近的警察或消防员。如果被通知的分队不止一家，那事发地一定在这几家分队的“中间点”，我会先赶快往“中间点”冲，并在赶路过程中找人询问、和同业互相支援情报找到地址，如此一来就可以拍到最新鲜的灾难现场。随着经验累积，我也结识了许多警方人员，了解他们做事情的SOP流程，从而在追踪新闻、拍摄图片的过程中会有一个预判。
我觉得我们做灾难新闻的摄影记者，就是“与时间赛跑”的一群人，因为有时候差了几秒拍出的画面就完全不一样了，很多时候我得拼了老命往前冲，才能抢拍到画面。因为警方的速度是很快的，比如我们常看到的跳楼事件，如果你没有及时赶到，可能等你到的时候人员已被安全解救下来了。
《台海》：面对灾难现场，您感觉过恐惧吗？
陈柏亨：恐惧一定是有的，因为灾难现场从来没有欢乐存在，你会闻到血腥味、听到哭喊声，满目凄凉，有时真的会让人痛不欲生，但你一定要去克服恐惧，不管伤心也好害怕也罢，你都要冷静、勇敢地按下快门，这是这份神圣工作中必须面临的一环，你需要做一个记录者，并把这些新闻传递出去。不过比起恐惧，悲伤的时候会更多一些，遇到太过悲惨的情境，我也会有拍不下去的时刻，这时我可能会暂停片刻再拍，这样效果可能更好，因为会让自己处于一个更理智的状态。若是遇到性命攸关的情况时，比起拍摄，我会选择第一时间放下相机去叫救护车、抬病人上车，因为这是人性所致，拍摄新闻照片固然重要，但作为记者，拥有爱人的能力也同样重要。
经由台赛结缘大陆
《台海》：您和大陆的缘分是如何结下呢？
陈柏亨：和大陆结缘，主要还是因为参与了台海新闻摄影比赛。当时《联合报》摄影中心林锡铭主任知道大陆有举办台赛，便鼓励我们这些摄影记者们去参加，因为这个契机，我才第一次和大陆有了接触。当时我的参赛作品叫做《陆生疯台湾》，主要拍摄来到台湾就学的陆生平常的一些生活状况，记录下他们来台湾所见所遇。那是两岸分隔六十年之后，两岸的年轻人第一次有了交流，因为以前两岸年轻人之间的交流很少，所以我觉得记录下这些画面很有意义，可以让大家了解大陆年轻人怎么看台湾、台湾年轻人对大陆有什么认识，两岸年轻人是怎么交流学习、看见彼此优点。《陆生疯台湾》后来也获得了台赛生活民俗类金奖。后来因为参与台赛的关系，我也有幸参与了两岸摄影师拍摄十大美丽海岛的活动，这样的机会很珍贵，也让我觉得很怀念。在那之后我也经常会关注、参与台赛，我的《2018！震殇花莲》也很荣幸获得了第八届台赛台海重大新闻类金奖。
《台海》：除了拍摄十大美丽海岛，您后来还来过大陆拍摄吗？
陈柏亨：有的，我曾带着我的妻子、儿子到大陆的很多地方进行拍摄，比如说北京。我们去过北京大学、圆明园、紫禁城，那里风景很美，可以拍摄很多好照片，而且旅行的过程也是了解大陆的过程，对这个地方的历史、人文了解得越多，你就会觉得这个地方越吸引你。
我还去过嵩山少林寺拍摄，这也是一段比较有趣的经历。当时释永信是少林寺非常有名的住持，他改变了往常寺庙的运营方式，采用比较商业化的方式来管理少林寺，这不管在大陆还是在台湾都是比较少见的，打破了人们对寺庙的既定印象。他在少林寺开设武术学校，招揽学生，给寺庙带来了了不错的收益。我拍摄的时候他们正在练武，我发现学习武术的学生中竟然也有洋和尚，这是非常有趣的一件事。
《台海》：您曾获得过许多摄影比赛的奖项，您觉得哪次获奖经历对您来说是最重要的？
陈柏亨：对我而言，最重要的摄影奖项还是2003年获得的吴舜文新闻奖，因为这是我进入职场获得的第一个大奖。我当时只是一个传媒行业的职场新人，吴舜文新闻奖也不是那么容易获得，所以当我得知消息的时候觉得特别惊喜，这算是一个很大的肯定，也让我更有信心在这个行业中坚持努力耕耘，去为庶民立像，为历史存照。
《鸵鸟逛大街》
2004年5月，台北街头，儿童交通博物馆饲养的鸵鸟跑上街。这只近两公尺高的鸵鸟出现街头除了让人吓了一大跳外，画面所呈现出的警方和鸵鸟互动，警方的“拦检”和在后面追赶的趣味性和特殊性，相当吸引人。
新闻摄影要站在时代的浪尖上
《台海》：您回到世新任教，从学生到老师的身份转换有给您什么特别的体验吗？对于年轻的学子，您对他们有怎样的要求？
陈柏亨：刚回校任教时我满怀热情，想把所知道的摄影技能全部教给学生们。但我发现，他们没有办法在短时间内吸收。后来我意识到，老师和学生的角色是有差异的，作为一名老师，我不应该只考虑我要怎么教，还要从他们的角度来看，思考他们应该学什么、如何教学。其实我从他们身上也学到一些年轻人的想法，也可以从更多角度去思考问题，这也算是教学相长吧。
《台海》：您曾说过新闻摄影要站在时代的浪尖上，记录历史引领未来，但你觉得现在的新闻教学跟从前比起来有什么变化呢？
陈柏亨：变化有很多。以前的新闻摄影教学中，技术很重要，我们会侧重讲解摄影技术，比如光圈、快门、构图、光线、颜色等，而且我们学习的比较单一，就是照片拍摄。但现在这个时代，除了摄影技术之外，你可能还要具备其他更多的技能，照片拍摄、影片制作都要懂，还要了解不同媒体的语言，利用它们各自的优点呈现最好的新闻内容。对于学生来讲，这是个最好的时代，也是最不好的时代，他们需要身兼多职，还要保证品质，很不容易。但不论如何，你都得去紧跟时代，这是一个新闻人必备的素养。
《台海》：有些年轻人觉得新闻摄影工作充满不规律性，他们很担心能不能适应这份工作。您在工作中是否有过疲惫的时刻，又是如何解决的？
陈柏亨：疲惫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新闻工作者的压力本身就比较大，有时一天可能要发四到六次的稿，紧张就会带来疲惫。在这种疲惫的时候我觉得最好的方式就是适时放松，同时保有一份信仰。因为摄影是我的信仰，我知道自己想为庶民立像、为历史存照，所以我很清楚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在为历史留下记录。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信念，你就可以持续下去。而且在我看来，摄影是可以改变这个世界的，要做好摄影你需要有一个宽广的胸怀。你要去记录下不平等，去改变它；记录下动人场景，去发扬它。慢慢地这个社会就会越来越好。总之，有信仰，就会有力量，有力量，就能坚持下去。
《台海》：您觉得什么样的摄影作品才算是好作品，它需要有哪些要素？
陈柏亨：好作品见仁见智，但我有一套我自己的标准。第一个标准就是你觉得你的作品能不能感动你自己，能不能感动别人？第二个标准是能否具有代表这个时代的意义，它在这个历史上有没有分量？第三个标准是从美学上的价值、摄影技术方面来看它是否有创新。第四个标准是它是否符合道德伦理规范。第五个标准是，是否有影响力。这是现阶段我的评判标准，当然它也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有所增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