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海波
1962年生于河南永城市，毕业于武汉大学摄影专业，现工作生活在深圳
高级记者、摄影家、导演
获“中国摄影金像奖”、“中国新闻奖”、“荷赛”奖
有人说，余海波拍深圳的照片，串联起来就是深圳人的一部心灵史。
余海波人生的黄金时光是在深圳度过的。1989年，武汉大学摄影专业毕业后，余海波来到了深圳，成为千万移民中的一分子。那年，他27岁。从事新闻摄影记者工作为他打开了另一扇门，从此，他的命运便与这座城市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摄影记者这个身份给他一张在这座城市穿梭的绿卡，他在这座城市疯狂地奔跑：他常年早上出动，凌晨回来睡上一觉。快速地穿梭在各种场合，上午参加市长的拍摄，下午就去采访流水线上的青工，晚上可能跟一群巨富在一起狂喝，午夜会跟随警察一起抓捕搜查“黄赌毒”……深圳，这座大陆最先锋的现代城市有太丰富的内容让他着迷地不停拍照，他感受到了现实与超现实的距离和错位如此密不可分，他说，“深圳是一个真正超现实的现实世界。你单单把它拍下来，就已经感觉很震撼了。”
在到深圳之前，他的摄影创作更多的是关注内心世界的摄影表达。他原是学绘画的，从1980年代开始新影像探索实践，在1985年之前，他的创作沉浸在对原始生命本体与现实矛盾的体验中，这一时期的作品，如《远古的梦》，基本上可以看作是一种象征意味的作品，主观意识较强，到了1980年代末期，他的作品从象征影像表达进入到超现实意象表现的呈现，代表作《在幻想锁链的彼岸》(系列)获得第15届全国摄影展览“个人风格”大奖；赴欧洲多个国家以及日本等地展出，被理论界称为“中国超现实主义影像的先声”。移民深圳后，余海波亲身经历了从封闭环境进入开放移民城市的释放，于是，把视角转向关注社会风景的超现实呈现。
面对各种人群的经历和命运波动，他不断调整镜头焦距，通过摄影讲述城市移民的命运故事，用30年时间拍摄中国改革开放时期深圳移民专题《大芬油画村》、《模糊的边界》、《夜晚的呼吸》等，他的影像成为一部具有文献性质的城市档案。
摄影师在拍摄的时候， 看似在拍外部的事件，实际上是在拍自己的心灵，是摄影师对自己的观看。他说，“摄影可以把我眼睛中的城市移民与生命故事呈现出来，那里呈现着我的观看，我的思考和我的生命轨迹。”摄影带给他不同的体验和反思，如同一面镜子让他找到一种观看态度，坚信了他对生命的信仰和追求，也为他在寻找生命光亮的通途中打开了一扇窗口。
对此，感触尤为真切的是拍摄《中国大芬油画村》。2004年，当余海波第一次走进大芬油画村时，立刻被画工们昼夜临摹经典名画的情景震撼了。画工是一群身处城市边缘的人，从这些最普通的农民画工的手里，诞生了一幅又一幅世界顶级画家的的复制品。余海波认为这种现象隐含着文化的思考和内在冲突感，值得去挖掘与探索。经过一段时间的调研，2005年他就追踪大芬村的画工们，他们之间成为了朋友，一有时间他就跑过去。当时还是胶片摄影时代，他每天带着一二十个胶卷去拍摄，在他看来，大芬村的世界有着无限可能。他用了7个月时间追踪拍摄。2006年，摄影作品《中国大芬油画村》获得第49届世界新闻摄影比赛（荷赛）二等奖，令他一举成名。2011年父女俩决定将大芬油画村的时代变迁拍成纪录片，日复日、年复年，6年后，《中国梵谷》面世，在世界30多个国家上映，两代人携手完成的人文关怀纪录片在第14届日本SKIP CITY国际电影节荣获最佳导演奖。
深圳是一座年轻的城市，平均年龄只有三十多。尽管余海波已57岁，但他的心态还是年轻的，激情、热情还在。他说，“深圳这座城市，可以说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条河流。我能够在深圳走下去，摄影就是我人生河流的生命之帆。”
2004年8月22日，深圳。在邓小平诞辰100周年展览会上，一对打工青年在用手机拍照留念。
《台海》：您是武汉大学新闻系摄影专业毕业，但听说您原先是学绘画的。
余海波：10岁时，父亲介绍我随中原画家杨振洲先生学画，我学了近7年绘画，后来又在军旅中师从浙江美院张怀江先生学版画，这开启了我的艺术梦想。上世纪80年代的一天，在一次拍摄中我感受到摄影与现实密不可分，开始用摄影的思维方式去创作。学美术的人具备一定的美学、造型和表现手法及素养，如果摄影师将这些知识灵活运用，将形式手段渗透进作品内容的表现中将使作品更具力量。
《台海》：您一开始不是走纪实摄影路线，后面怎么会走向纪实摄影？
余海波：超现实主义摄影来自于自己对社会、对生活、对文化的各种感受形成的主观意识，然后流露出来。1989年以后，我到了深圳。深圳是经济特区，当时大陆内地还在实行计划经济，很多人从内地来到深圳创业，各种梦想集中在一起，现实的生活与内地计划经济下的规律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让你感受到一种超现实的生活形态。
在深圳，我经历了市场经济的多种诱感与迷惘，也经受了精神的失重与生存的困境，常常感受到各种现代物质的刺激与纠结。深圳就是一座炼狱，所有闯深圳的人在这里挣扎和寻找，寻找一种新的唤醒，一个新的创造，一个新的死亡与重生……摄影记录着生活的碎片,也是一种时间的记忆，当你把这些碎片凝聚在一起时，它就形成了一种特定的深圳时间、深圳空间。摄影让我感受到现实与超现实是如此密不可分。
《台海》：您一直聚焦“深圳移民”，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个群体发生了什么变化？
余海波：深圳移民是反反复复的，他们之中有些人离开了深圳，有些人还坚守在这里；有的人获得了很大的财富，有的人还处于社会底层；有的人失去了自我，有的人已经开始追寻新的梦想。40年间，有数千万人到深圳寻梦，从未间断过，深圳这个城市充满着未知、活力和激情，能够给予他们实现梦想的机会。到今天，仍然还是有大量来自不同地域的寻梦人拉着行李来到这里。不管是以前还是现在，来深圳的人大都有一种闯劲，想在这里实现自己的梦想。
《台海》：您当时来深圳，想寻一个什么梦？
余海波：希望能够找到一个新的空间，实现自己的梦想，体现生命价值，更多的还是希望自己能够从艺术方面、从摄影方面，获得更多的发展。
《台海》：有人说：假使照片会说话，时间愈久，照片说的话愈多。在您的众多作品中，哪件作品让您特别有感触？
余海波：具有感触的作品有很多，不同时期的作品，有不同的故事，也会产生不同的感触。比方说，1989年3月26日凌晨，经历两天两夜的长途旅行，我终于来到了深圳。那天凌晨3点多，我手持在学校保卫处办的进入深圳特区的边防证，在南头关检查站下车准备进入深圳，当时特检大厅入口处是用钢管焊接起来的围栏，验证长队有六七十米长，扛着大包小包的外来务工人员，如同一支远征的队伍。所有人等待着边防兵查验边防证方可入关，当时这里每天都有许多无证者被拒绝入关，还有许多持假证者被扣留。我拿出相机拍下了来到深圳后的第一张照片《凌晨的南头特检站》。
改革开放让深圳这座小渔村进入世界的视野，吸引了这么多的外来务工人员投奔到这里，我很庆幸自己也成了深圳的一分子。走出南头关，我感受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清新和自由，一阵凉风吹过，让人好不清爽。深圳让我感受到一种新鲜的气息，就像这一望无际的大海，孕育着无限的可能。
1989年3月26日，深圳经济特区南头检查站验证大厅，对进入特区的人员查验边境证。1982年6月，深圳特区和非特区之间，用铁丝网修筑了一道全长84.6公里的特区管理线，用高达3米的铁丝网隔离。1985年3月使用。2018年1月6日，国务院同意广东省“关于撤销深圳经济特区管理线的请示”。
《台海》：您是2004年开始走进大芬油画村，2011年，《中国大芬油画村》参加旧金山市当代艺术博物馆75年典藏展，这照片令您一举成名。您现在还在跟拍吗？
余海波：一直拍到现在。1989年，香港画商黄江在深圳郊外创办了大芬油画村，数万名画工从各地来到这里，与世界名画相遇，画工们每天复制着梵高、莫奈、达·芬奇等大师的名画，常年在梵高、蒙娜丽莎的注视下生活、画画、养育儿女。2004年，我走进了大芬油画村，看到画工们在阴暗画室里昼夜临摹着人类精神世界的经典艺术名画。我在这里似乎感受到了东西文化千年时空的呼啸穿梭，一种现实与精神空间的特殊联系，于是，我开始关注大芬油画村，把它拍成照片，2011年以后，使用了6年时间拍成了82分钟的纪录片。
大芬油画村是改革开放以来深圳文化艺术产业转型的一个缩影，我一直试图通过这个画工集散地来关注和表现这个群体的深层变化，这也是我拍很多年这个题材的原因。另一方面通过对画工、画工的家庭以及周边人的熟悉和接触，我个人也产生了更深的反思与触动，积累多年的拍摄与情感的注入，让我萌生了与女儿天琦共同合作纪录片《中国梵高》的拍摄。整个纪录片的拍摄历经6年多时间，这期间也为大芬油画村、为画工、为我自己带来新的认知。
《台海》：之前没有预想过拍这部片子会花6年多时间吧？
余海波：没有想到会拍那么久，但作为纪录片，它需要时间的跟踪，需要故事的等待，在这样的过程中，时间是不好控制的，一直拍了五年多，加上制作合起来有六年时间。
《中国梵高》纪录片的拍摄与讲述，是为了让更多人真实地理解大芬油画村画工们的艺术追求和梦想，以影像记录的形式展开对生存本性的不断追问、暴露或呈现，呈现画工们在现实中与自身的竞技和搏斗，成功、失败、挣扎、分裂、融合、消亡、繁育直至新生，这也是一直不断努力探寻的课题。
《台海》：您拍照，也拍纪录片，作为一个影像的创造者，动态与静态影像的捕捉，有何差别？
余海波：动态和静态影像之间只是呈现方式的差别，表现方式的不一样。但是，不管是动态和静态影像，对于主体的观察、感知和思维，以及主体的价值观是不会变的。
《台海》：有什么是您想拍的、但没有拍成的？
余海波：我喜欢拍摄城市移民，因为我也是移民之中的一个分子，拍摄他们就是拍摄我自己。我主要拍移民的生存，移民的命运，移民的梦想，它们与这个城市的命运是紧密相关的。
《台海》：您的摄影创作一直关注“人”，为何是“人”？
余海波：因为人是城市的灵魂，人是社会的灵魂。离开了人，就没有社会，社会对我们人类来说是没有意义的，人才是这个时代这个社会的主体。它会遇到种种的磨难、困境、孤独、幸福、快乐，需要我们去观察、去总结，去进行表现。
我也经常会被自己拍摄的各种人物所感动，其中包括那些不幸的、失败的、弱小的人。他们的命运同样反映着他们对生命的顽强与坚守：在工业区宿舍，在城中村出租屋，在孤儿院，在收教所，在临终老人医院，在风雨中的工棚，在再就业招聘会那拥挤的人群中…所以，人就是我的摄影，是我关注的核心。
01>1991年，深圳华强北人才市场求职。经济特区成立以后，首先打破了传统体制对“人”的束缚，广揽人才。新的人才体制吸引了大批的人才移民深圳，形成“孔雀东南飞”的时代景象。深圳人才市场成立于1984年，是中国最早由政府成立的专门从事人才流动服务的机构。2007年 转入企业化运作。
02>1990年3月，上步工业区打工妹在工厂外求职。中国最早的 “打工妹”在深圳蛇口诞生，香港凯达实业有限公司，1982年从内地收了13名“打工妹”，开始了港台及外资在中国大陆设立工厂的历史。
03>2005年8月，大芬油画村来自潮州的画师周永久和他的弟子们。大芬油画村诞生于1989年，香港画商黄江在这里培训画工，临摹世界经典名画，他们依靠油画产业创造了年产值数百亿元人民币的奇迹。
找到一种观看态度
《台海》：您现在的创作和工作状态是什么样的吗？
余海波：现在和过去一样，一边思考，一边工作。在我看来，工作上有一线之分，但创作和摄影是不分一线、二线的，它与你的生活融合在一起。
我最近在拍摄城镇化的相关内容。因为深圳是中国城镇化比较早的地方，农民变成城镇人，外来移民也在不断更新自己的身份和生活环境。
《台海》：怎样才能一直保持旺盛的好奇心，以清新如初的心境继续拍照？
余海波：主要是为了自己的内心，为了内心对生命的观看，对生命的理解，通过这样的一种寻找，不断地再去拍摄、去实践，去感受、去挖掘、去体验、去认知。深圳，这个城市每天都在变化之中，各种新事物的出现催促着我赶紧去拍。有时候我会感到疲惫，但从来没有想过要停止。
余海波：这要看你从哪个角度去理解，可以从社会学、人类学的角度去理解一张照片，也可以通过艺术的方式、个人情感的表达来体现一张好照片，不同的价值观的人对照片的理解也不一样，最重要的一点是，一张好的照片能反映一段历史，传达出特定的历史价值与社会价值，此外，还包含是否能给人们带来生命的启示，以及对自己内心的一种反思。
《台海》：数位年代里，照相变得太容易，也太轻慢，你如何看待科技改变的摄影理念？
余海波：科技改变摄影，让摄影更加快捷，更加进步、更加方便。但摄影是一种独立的主体观看，态度决定了观看的现实。摄影不光是记录事实，更是摄影师怎样看待这些事实。摄影师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决定了观看和态度。
《台海》：对于喜欢摄影的年轻人有什么建议？
余海波：必须要坚守自己真实的内心，坚守住自己独立的思考和价值观。当摄影的技术含量被高科技取代时，我们要用观看社会、观看人生的态度，进行拍摄和情感交流，拍摄出这个时代特点的影像。
2000年，深圳本色酒吧重音乐中的狂舞女子。每当夜晚来临，酒吧音乐形成一股热潮。让年轻人充满了夜晚的幻想。
余海波：一些艺术家对我有很大的影响，像德国的艺术家凯绥·珂勒惠支对我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那个时候我正从绘画转到摄影。艺术是相通的，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都是相通。
《台海》：推荐下平时阅读的书籍。
余海波：现在有很多好书，还是要根据每个人的需求。有一本书叫做《艺术让人成为人》，这本书写得还是非常不错的。还有一本《关于摄影的精神》，谈到了摄影历史的发展，列举了很多摄影发展过程中的一些案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