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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故宫博物院原院长冯明珠:文化是可以超越一切的

来源: 2021-09-06 17:31


冯明珠是台北故宫博物院历史上第三位女性馆长。这位优雅、聪慧、干练的女性,与台北故宫博物院有着不解之缘。早在1978年从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毕业后,她就开始了在台北故宫博物院漫长的工作历程。

对于冯明珠来说,台北故宫博物院基本等于她的一生,她成年后的大部分时间都待在这个物理意义上的建筑群里,也从此开启了她与两岸故宫、两岸文物剪不断的情缘。


把热爱的事务做到极致

“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有人给我薪水但是我只做一件事,每天读书而已,我就是把清史搬出来然后校对有没有错误,还有这么多人在教你。”说起自己进入台北故宫博物院工作,并最终选择留下来,冯明珠说,自己只是把热爱的事务做到了极致。

1978年,冯明珠从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毕业,一时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彼时,她的导师正在台北故宫博物院校对清史,而因她大学主修清史的缘故,就被推荐进入台北故宫博物院做起了研究助理。尽管薪水还可以,但终究只是份临时雇员。后来,与其相处的同事都陆续离开,在那个进“中央研究院”进高校做老师都没有难度的年代,在同学纷纷领取丰厚福利的时候,她却自称从无二心,在那个今天看来依旧很没有保障的临时工岗位,一干就是六年。

对此,冯明珠却觉得是上天的恩赐。“如果你喜欢你的工作,你就会不嫌其苦,因为这也是你的研究。”而事实上,冯明珠最为大陆所知的《清史稿校注》,能够完成也得益于这份“干枯”的工作。

冯明珠兢兢业业地做事,领导也看在眼里。曾有人动念想挖她走,当时的台北故宫博物院副院长跟她说,“冯明珠你不要动,你是要留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在竞聘台北故宫博物院正式岗位时,领导给了她“编辑”“干事”两份岗位,当她理所当然地认为编辑岗位更好听时,也是领导点拨她要选择干事岗。一路走来,正是有了领导的提携,冯明珠少走了很多弯路,而这也源于其敬业乐群的工作态度。


藏品交流有助文化认识

说起与北京故宫的缘分,冯明珠说,时间可以追溯到1989年。那一年的12月,冯明珠开始了自己的十天北京之旅。“那是我第一次到北京,来到北京故宫,我发现那里的展览厅里面没有空调设备,他们用棉被做门帘,门帘外面还裹着一层塑料布。”黄琉璃瓦歇山顶灌下来冷风,夹杂着脚下青石板透上来的凉气,让年轻的冯明珠有点招架不住,“除了珍宝馆有一些钟表在展览,其他多半是明清宫廷遗址,太冷了,到了太和殿,我也就在外面张望一下而已。”

第一次来北京故宫,简陋是冯明珠的最深印象。等到冯明珠从台北故宫博物院副院长升任院长后重回北京,她突然发现,当年那个宫廷遗址已经升级了,变成了一个真正的文物博物馆。

后来,在与北京故宫的两任院长郑欣淼和单霁翔交往多年后,冯明珠明白了这种变化是怎么来的。

“我在1989年看到的不是一个当代博物馆,而是一个皇宫遗址博物馆。”冯明珠说,郑欣淼院长任内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对故宫文物进行总盘点,“这非常重要,一旦清点登记造册就属于国家资产,不可以随意买卖,大陆有许多私人博物馆,但它的文物可以随时处分,不算国家博物馆。”

故宫建筑中藏着的历史自不待言,更让冯明珠从心底钦佩的是,单霁翔担任北京故宫院长期间,把一个宫廷遗址升级成文物展览博物馆。“他们需要克服紫禁城是一个遗址,宫殿里面也不能随便安装电,一个当代博物馆所需要的恒温恒湿条件他们都没有办法做,因为会对古遗址产生破坏。最终能够升级改造完成,是非常不容易的。”

在冯明珠任内,台湾故宫博物院与北京故宫、大陆各省博物馆的合作空前成功,两岸文博界的交流也达到了1949年以来最高峰。冯明珠一直着力于推动两岸文物文化上的交流,她认为,作为博物馆员,教育是放在第一位,让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藏品借着与北京故宫、大陆各省博物馆的交流合作,可以让台湾民众透过文物的学习,对中华文化有深入认识,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由于历史原因,一个故宫分成两边,很多文物像《富春山居图》一样分离两岸,不少人都认为是个遗憾。对此,冯明珠则认为,这是在艺术史上的一个流传,不能说是遗憾,因为每个时期都有自己的故事,让中华文化遗产给予观众们广面和深度的认识,这才是重要的。

2008年之后,两岸政策一直在推进,两地民众的接触愈来愈频繁,“这是一件好事。文化是可以超越一切的,两岸民众对共有的文化有一个深入的认识,亦能促成两岸民众本身相互间的了解。”冯明珠说。

然而,2016年之后,两岸文物界的合作盛况已不复见,对此,冯明珠表示了遗憾与无奈。“我已经离开了台北故宫博物院,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冯明珠说,她不愿多谈目前两岸文博界的交流情况,更愿意讲自己在台北故宫博物院的亲身经历。

 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文创产品。

风靡两岸的“朕知道了”,就是出自台北故宫博物院。


文创是最好的文化延伸工作

论藏品数量,北京故宫有186万余件,台北故宫博物院只有不到70万件;就建筑而言,北京故宫已被列入世界遗产,而台北故宫博物院只是一般的博物馆建筑。作为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掌门人,冯明珠的首要任务是将藏品更好地介绍给大众。

和全世界大多数的博物馆面临的难题一样,早期,台北故宫博物院也面临如何吸引年轻人走进博物馆的难题,毕竟那些摆在防弹玻璃后的古文物,不会说话,几百上千年的风雨故事都是凝固的,要了解这些,没有一定的历史文化功底显然是不现实的。

“台北故宫博物院是一个文化宝库,因为它是历代流传下来的文物。这个文物的背后蕴含着太多的人、物、人的生活状况,还有生活美学,一切的一切都在里边。”冯明珠说。

“要让传统文化走进生活,文创产品是最好的文化延伸工作。”这是冯明珠反复强调的一个观点,“台北故宫博物院有70万余件的书画、器物与图书文献等质量兼具的精致文物,这些都是文化创意研发最宝贵的文化资源。”

“文化创意产业到底是什么?如果我们从字面上去解释的话,文化是一个领域,创意是个领域,产业是个领域,它是个跨领域的一个合作。所以后来叫出了所谓的创意经济。在创意经济里面谈的文化创意产业,它是创意经济里面最高端的,也是跨领域最多,所以我回到了故宫之后,故宫是文化那一端,创意和产业是在产业那一端。”

在冯明珠看来,小到一款吊坠、一卷胶带,都可以作为台北故宫博物院文化的载体。因为创意是文创产业链上最关键的一环,经由“金点子”点睛,沉睡的文物也能转化为文创产业的活水源头,真正“活”起来。

也正是因为在这样的一个制度化的文创产品引导下,台北故宫博物院出了类似“朕知道了”这样的网红产品,让年轻人也觉得原来台北故宫博物院也不那么古板。

 2019年春节假期,台北故宫迎来客流高峰,各大展厅包括纪念品商店的游客人头攒动。


教育才是博物馆的灵魂

在冯明珠担任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期间,台北故宫的文创产品开始风行华人社会,“朕知道了”胶带贴纸至今还在淘宝上热销。几年之后,北京故宫也开始注重文创产品开发,并推出了自己的文创“爆款”。

冯明珠说,世界上几乎每间博物馆都有所谓的“礼品商店”,如何与产业结合,每家博物馆有自己的做法,民众喜欢就好。至于能产生多大的影响,就要看如何设计运作模式,一个文创商品可以只在故宫里卖,也可以销售到全世界。台北故宫博物院当时是以品牌授权的概念,企业生产的商品透过授权使用故宫的商标,若产品种类增加,故宫文创商品也相应不断增加。企业生产的商品和生活结合,除了文物的复制品以外,也增加了许多生活用品,使民众购买后除了纪念意义外,还增加了生活中的用途。“目前,北京故宫也开始授权企业使用故宫商标,生产符合文博概念的文创商品,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决策。”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故宫”就是一个大的IP,而围绕IP进行的文创产品开发,又是目前行业里的一个重要方向,无论是北京故宫还是台北故宫博物院,事实上这两年在这方面,有很多创新的做法。

对此,冯明珠的观察是冷静的。“只有对文化的认识越深、越广,设计的灵感才能源源不断,最后生产出来的这些产品那是带有文化价值在里面。这个礼品被观众带回家,就等于把美好的参观记忆带回去,把他在博物馆里面学到的东西永远地保存。”

而让传统文化进入生活则是冯明珠的另一个观点。“我们应该呈现古代中国人真实的生活,展示我们真实的传统,那就是美,它具有丰富性和多元性,所以博大精深。其实,美的东西在日常生活中就有,哪怕是服装、家居,你也可以做得与众不同。”

不过,冯明珠也指出,“文创商品是展览的延续,是博物馆教育的延伸,教育才是博物馆的灵魂。”在冯明珠看来,一个博物馆不管是办展览还是卖文创,教育都是贯穿其中的核心功能。她提起了席勒的“审美教育”理论。席勒认为,人类在感觉、悟性、意志之外,还有一种“美感官能”,但由于工业革命以来知识分工过细,人的美感官能往往被忽略,甚至导致感受美的能力丧失。因此席勒主张“审美教育”,促进个体感性与理性和谐发展。“也许对于文化产业来说,重拾人的美感官能非常重要。”冯明珠说。

如今,除了做文创产品,北京故宫和台北故宫博物院同时在打造“数字故宫”项目。对此,冯明珠表示,一个数字化的故宫,从打破围墙再到随身移动,最大的受益者莫过于观众。因为他们可以通过上网无障碍观赏典藏珍品,而北京故宫和台北故宫博物院若能推动双方数字化展览,将有助于更好地实现跨越海峡的文化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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