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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另一半在对岸

来源: 2021-09-06 17:40

2011年分藏海峡两岸的《富春山居图》实现“合璧”展出,令人再度关注起同《春富山居图》一样,因时代的原因而分藏两地的那些国宝文物。它们当中大多数的流转轨迹,决定命运的转折点都惊人的一致,甚至在其中扮演国宝守护者和“再发现”者的故事也同样充满传奇性。如今一些分离的文物已经通过不同的形式实现了“合璧”,还有一些依然期待着真正的聚首。

 

《三希堂法帖》
01>王羲之快雪时晴帖。
02>王献之行草书中秋帖。
03>王珣行书伯远帖。


三希堂法帖:三帖待重逢

北京故宫内养心殿的西暖阁,是乾隆皇帝的书房,百年后当人们提起这间雅室,更多的是在谈论曾经被乾隆皇帝收藏于室中的三件传世书帖,分别是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王献之的《中秋帖》和王珣的《伯远帖》,乾隆甚至将书房命名为“三希堂”以表明其作为藏帖之用。虽然除了《伯远帖》为东晋书法真迹,“二王”的字帖皆属后人临摹本,乾隆皇帝依然对这三件书法作品爱不释手,只是他应该也没有想到,这“三希”书帖会陆续离开紫禁城,此后各有不同的际遇。

决定“三希”命运的第一个重要转折点,正是1911年,辛亥革命宣告了清王朝统治的终结,退位的末代皇帝溥仪出宫时,皇贵妃敬懿将《中秋帖》与《伯远帖》一同带出,之后将其卖到了一家古玩铺。机缘巧合之下,当时在袁世凯处任职的郭葆昌走进了这家古玩铺子,当掌柜打开一个布卷,两幅纸张泛黄的书帖出现在他的面前时,他瞬间呆住了,不敢相信眼前的居然是大名鼎鼎的《中秋帖》与《伯远帖》。凭借多年收藏古玩书画的经验,他深知倘若这两件字帖流落民间的消息一旦走漏,会招来无端的争抢,于是将其买下,并叮嘱掌柜不能对外声张。

此后,郭葆昌尝试与故宫博物院第二任院长马衡、古物馆馆长徐森玉等人交涉,希望对方能买下《中秋帖》与《伯远帖》,让二者重新与当时一直收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里的《快雪时晴帖》重聚,可惜碍于财力有限而作罢。郭葆昌去世后,两帖依然流落在外,《快雪时晴帖》则在1949年同故宫馆藏的部分珍贵文物一起被运往台湾,至今一直保存在台北故宫博物院。

1951年,两件书帖又出现在香港,持有者正是郭葆昌之子郭昭俊,先前他因急于用钱而将两件书帖抵押给一位印度人,对方又以十多万港币将书帖抵押给香港的一家英国银行;当生意失败的郭昭俊无法在1951年底之前赎回书帖、准备将其出售之际,他的朋友徐伯郊告知了时任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的父亲徐森玉,“二希”重现的消息被国家文物局获悉,并于1950年11月5日,得到周总理亲自批示:同意购回王献之《中秋帖》及王珣《伯远帖》。在经过多方鉴别之后,最终以当时的天价35万元让两件书帖重新回到了北京的故宫博物院,至于“三希”之一的《快雪时晴帖》依然隔海相望。2015年,北京故宫博物院建院90周年之际,两岸故宫合作首度借助珂罗版印刷技术,将馆藏的三件书帖限量复制,以“三帖合于一箧”的形式在两岸出版,弥补无法真正“合璧”的遗憾。

 

01>北魏曹天度千佛塔塔刹。
02>北魏曹天度千佛塔塔身。



曹天度造九层千佛石塔:

身首分离的国宝

1939年,山西朔州的崇福寺被日军重重包围,他们在寺中搜刮宝物并准备装箱带走,供奉于殿内的一座北魏时期的曹天度千佛石塔也是他们掠夺的目标之一,正当日军将石塔拆卸入箱时,一个名为丁克成的本地人冒着生命危险,偷偷藏起了塔刹,塔身则经由天津被运至日本,放置在东京的博物馆。

被日军视为稀世宝物的曹天度千佛石塔诞生于礼佛之风鼎盛的北魏,天安元年(公元466年)在北魏献文帝宫内当差的一名小官曹天度倾尽家财,为相继离世的父亲与儿子建造一座石塔。塔底层正面采用浮雕手法刻上两尊供养比丘像,踞偎于两侧的是象征护法的吼狮;左右两侧分别是九尊供养人男像与十尊供养人女像;背面则为《曹天度造九层塔记》铭文。塔身为方形九级实心楼阁式,一共刻上了大佛10尊、小佛1332尊;整座石塔技艺之精湛,无愧为我国现存最早、保存最完美的个体独立石塔。

这座石塔建成之后多年,被供奉于崇福寺弥陀殿中,历经朝代更迭也不曾遗失,一千多年后被侵华日军劫走,直到1945年日本战败,当时的国民政府组建了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众多文博界的专家学者参与收集、整理和追讨被掠夺文物的工作。这项工作持续了多年,最终在联合国的监督下,从1950年3月至1951年4月,装着日本战时在中国掠夺的总计105箱1497件文物陆续归还中国,出于当时的历史条件,这些文物被运往台湾,曹天度千佛石塔的塔身也在其中,如今收藏于台北历史博物馆。

人们惊叹塔身造型精巧之余,不免追问起遗失的塔刹究竟流落何处?在1953年,当年保护了塔刹的丁克成就将其献给崇福寺,如今收藏在朔州的博物馆内。塔刹高约49.5厘米,其山座呈六层重环,上为海波纹饰。根据老照片和后期复原图,完整的曹天度千佛石塔形为尖形三角锥体,当视线从塔座延伸至塔刹,仿若伸向悠远的天际,不禁让人期待,何时塔身与塔刹能真正重归一体。

 

01>春秋蟠龙方壶。
       02>龙耳虎足方壶。

龙耳虎足方壶:

分隔两岸的“孪生”方壶

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一众青铜器当中,1923年出土于河南新郑李家楼郑公大墓的莲鹤方壶最引人关注,尤其是方壶上方双层镂雕莲瓣盖上那只展翅欲飞的仙鹤。其本为一对两件,另一件由河南博物院收藏,当年与这一对方壶一同出土的,还有另一对“孪生”龙耳虎足方壶,只不过它们相较于前者历经更多磨难,也更叫人感到遗憾。

1923年8月25日,家住河南新郑李家楼的李锐正在自家菜园里打井,突然挖到了不少古铜器,他带着其中三件较完整的铜鼎到街市,居然卖得了八百多块大洋。李锐按捺不住心中的激动,立刻赶回家接着挖井。很快消息便传开了,当时北洋陆军第十四师来到新郑巡防,师长靳云鹗立即派出工兵队前往发掘,一直持续到10月,最终挖出的一百多件古铜器被装上车,运送到当时的河南古物保存所,经文物专家多日研究,人们终于明白,那口水井下正是春秋时期郑国国君的一座大墓,一对莲鹤方壶和一对龙耳虎足方壶均出自其中,它们展现了春秋时期青铜器制作技艺的高超。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华北许多重镇相继失守,为了保护这批珍贵的文物,当时任河南省政府主席的冯玉祥将军下令带文物即刻南迁,它们被分装成68箱,于战火中历经艰险,终于在1938年11月底抵达了抗战大后方——重庆,直至抗战胜利,这两对方壶依然保存完好,一直到1949年11月,命运的齿轮再次转动:战败的国民党准备从重庆撤离、前往台湾,临行前他们也准备带上那68箱文物,两件龙耳虎足方壶被分别被装入两个箱子,送上了不同的飞机,当解放军包围重庆机场时,载着其中一件方壶的飞机已经起飞,剩下的一件方壶以及一对莲鹤方壶躲过了“背井离乡”的命运。

被台北历史博物馆收藏的龙耳虎足方壶有了一个新名字:春秋蟠龙方壶。曾在北京故宫博物院看过龙耳虎足方壶的参观者,会发现它们是如此相似:壶侧身均为一对龙形耳,底部则为一对虎形足,除了高度、重量略微不同,几乎就像是从同一个模具中锻造出来的。此后经过两岸专家多次核实、研究,确定了它们本为“孪生”方壶的事实,只是距离它们重聚之日尚是未知数。

 

《四库全书》 :

三完本分归三地

1772年,安徽学政朱筠向乾隆皇帝提议寻访《永乐大典》佚书,乾隆便下诏将所辑佚书与“各省所采及武英殿所有官刻诸书”汇编在一起。召集了360多位高官、学者编撰、3800多人抄写,历经十多年最终完成了《四库全书》。成书之后,乾隆皇帝又令人抄录了七部《四库全书》,分别入藏避暑山庄的文津阁、圆明园的文源阁、紫禁城的文渊阁、盛京故宫的文溯阁、镇江金山寺的文宗阁、扬州天宁寺的文汇阁和杭州圣因寺的文澜阁,前四者即为“北四阁”,后三者为“南三阁”。

这七部《四库全书》存世两百多年,经历了多次“火劫”:1853年太平军占领镇江,文宗阁本被烧毁;1854年太平军攻克扬州,文汇阁本亦被烧毁;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文源阁本湮灭于残垣断壁中;1861年太平军攻占杭州之际,圣因寺的文澜阁藏书楼倒塌,藏于其中的《四库全书》被转移到上海,路途中大量册页散落民间,之后陆续组织了几次人力进行补抄,恢复了大部分内容;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这半套文澜阁本同当时许多文物一样,历经了多方转移,直到抗战结束才回到杭州。

逃过“火劫”的三本“完本”为文津阁本、文渊阁本和文溯阁本,它们也同样历经了多年的颠沛流离。其中文溯阁本历经多次转运,最终存放在甘肃省图书馆;藏于承德的文津阁本在1912年被运回北京后,得到了较好的保护,现存于中国国家图书馆;藏于紫禁城的文渊阁本是乾隆皇帝最珍爱的抄本,1933年日军占领热河、北平,当时的国民政府将文渊阁本连同其他文物南迁上海,之后辗转送到四川直到抗战胜利后送回南京。1948年底,准备撤往台湾的国民党整理了近3000箱文物,首选的文化典籍就是文渊阁本《四库全书》,如今一直存放在台北故宫博物院。

1986年,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大陆也相继影印、续修和开发有关《四库全书》的纸质书和电子版,留存至今的三部半《四库全书》版本,通过书籍的方式,再度呈现于两岸读者面前。

 

《清明上河图》:

多版本散落世界各地

1101年,供职于北宋翰林图画院的画师张择端,向宋徽宗呈上了一幅描绘清明时节汴京城内外风俗民情的长卷,这幅《清明上河图》自诞生之日起便备受赞誉,亦伴随王朝更迭几经流转,曾五进宫廷、四次被盗出宫,其间也有众多名家画手争相描摹,因而出现了上百个版本的《清明上河图》,散落世界各地,被不同的收藏者珍藏。

目前公认的张择端真迹,即宋本《清明上河图》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它本身的流转也充满传奇。尤其在辛亥革命之后,逊位的溥仪离开紫禁城之际,带走了宫中众多文物珍宝,宋本《清明上河图》也在其中,他将这幅画带到了后来伪满洲国的长春皇宫,直到东北解放,该画被缴获收藏于东北博物馆。

1950年,东北人民政府文化部文化处研究室的研究员杨仁凯,正在博物馆的仓库里整理和鉴别从伪满洲国政府流出的文物,他拿起三个注明“清明上河图”的画轴准备工作,一开始并没有什么想法——毕竟《清明上河图》的仿作多如繁星,当他打开第三幅时,从画卷的颜色以及笔法判断出,这可能是宋代的绘画,换言之他可能发现了《清明上河图》的真迹。于是,在1955年,这幅《清明上河图》被转交给故宫博物院收藏。

除了宋本《清明上河图》,清院本的《清明上河图》也被奉为难得的佳作,这是乾隆年间,清宫画院的五位画家陈牧、孙祜、金昆、戴洪和程志道根据前朝的不同仿本协作画成,虽然失去了宋代古制,但增加明清时代的一些风俗场景,还有西洋画风格的痕迹,是研究明清时期社会风俗的重要素材。清院本《清明上河图》原先也是藏于清廷,1949年国民党调集故宫文物,准备一同撤往台湾时,这幅画卷也被列入其中,如今被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此外另有七幅不同版本的《清明上河图》在馆内。

2016年4月,台北故宫博物院推出“清明上河图特展”,将八幅《清明上河图》同时展出,前有《富春山居图》两岸成功“合璧”,如今人们也期盼两岸故宫珍藏的各版本《清明上河图》有重新聚首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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