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春山居图》《无用师卷》节选。
《富春山居图》《剩山图》。
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望相似。富春江水年年复年年，看似平淡无奇，但在文人雅士眼中，这样“浑然天成”的山水最是难得，当富春江遇到历经了人生大起大落、遁世入道的黄公望，他借这一方山水描述心中理想的人生状态。在他之后，无数人曾得到又失去这幅画，甚至画作本身也经历了分离，最终众人都在等待这一圆满的结局。
大痴道人作《富春山居图》
1347年，至正七年。元朝的末代君王元顺帝正为了国内频繁的天灾与农民起义而焦头烂额，有两位全真教道士避开动荡尘世，行至杭州桐庐与富阳一带的富春江，“风烟俱净，天山共色”的胜景令他们决定暂居此地。其中已是耄耋之年的一峰道人黄公望总是流连江畔，兴之所至便放下背上的皮囊，取出画具，挥毫落纸，“五日画一山，十日画一水”，将富春江沿岸的山川浑厚、草木华滋、阔江细沙、渔樵耕读一一入画；他还时常停下笔四处云游，隐居了三四载仍不着急将画完成，一直照顾他的师弟郑樗向他请求：这幅画作完成后，你要把它送给我。黄公望同意了，并在画卷上题字为凭。尽管得到师兄的承诺，郑樗依然担心，他预言：这幅画将来必定会招来巧取豪夺者。
这一年是至正十年（1350年），庚寅年，元朝的统治已现倾颓之兆，黄公望却站在了他人生的高峰，在人生最后的几年完成了《富春山居图》，将它交予郑樗后不久便离世。郑樗成了《富春山居图》的第一位收藏者，他在历史文献中的记载不过寥寥数语，无人知道他带着这幅画去往何处，有什么样的际遇，但他曾经的预言却开启了《富春山居图》六百余年离散的序章：恰如画卷以“一峰”起笔，一座浑圆敦厚的大山，上有层层叠叠的树木，山脚处几间屋舍隐隐约约，是一个吸引人的开端。随后笔触转向左侧，远处出现了低矮连绵的山峦，近处则是一派萧瑟的山林，它们之间偌大的空白，流淌着被群山环绕的富春江，江天一色，世界仿佛陷入沉寂。
随着郑樗离开人世，《富春山居图》一度隐于江湖。直至明朝弘治元年（1488年），被苏州节推樊舜举重金购得，欣喜之余他特邀白石翁沈周为其题跋。当沈周登门，眼见樊舜举徐徐展开画卷，心下顿时五味杂陈，懊恼地向樊舜举道出他与这幅画的渊源：原来沈周早年曾得到过《富春山居图》，同为画家，他对黄公望的这幅名作极为赞赏，称“大痴翁此段山水，殆天造地设”。沈周的推崇招来了旁人的“巧夺”之心，他将画作交给友人题跋时，友人的儿子将其藏匿并谎称丢失，生性宽厚的沈周心中郁闷又不好发作，之后见到《富春山居图》在市面上出售，碍于囊中羞涩只能作罢，没想到如今再见到这幅画，它已经是他人之物。
为弥补遗憾，沈周在六十多岁时，凭记忆背临了一张《仿黄公望富春山居图》，可他自己也承认“物远失真，临纸惘然”，他一生所作之画众多，比起其他传世佳作，这幅画更像一个见证，面对《富春山居图》的得而复失，他劝慰自己：或许冥冥之中早有安排，这幅画并不属于我。可见其心性豁达，他一生未应科举、醉心书画，虽痴于画却无执念。在沈周之后，一些曾短暂拥有过《富春山居图》的收藏者，他们的命运和这幅画纠缠在一起，令人唏嘘。
“元四家”之首、《富春山居图》作者黄公望。图/选自《一望六百年》
随朝代更迭几度易主
隆庆四年（1570年），无锡人谈志伊成为《富春山居图》新的主人，巧合的是他字公望，亦善书画。他将这幅画带往南京，请国子监博士文彭题跋，就这幅画再三易主的经历感慨了一番。根据《石渠宝笈续编·重华宫》里的一段记载可知，彼时谈志伊似乎还藏有沈周的《仿黄公望富春山居图》，两幅画作还奇妙地在谈家实现“合璧”。
此后，《富春山居图》又流转到晚明画坛巨擘董其昌手中，他评价这幅画是“规摹董、巨，天真烂漫，复极精能”。万历十九年（1591年），董其昌请告归里，有意识地搜访“元四家”的作品。5年后，他取道泾里，友人华中翰替他购得《富春山居图》，他将其藏于画禅室，视为自己画艺上的“老师”。一贯在官场进退得宜的董其昌心满意足，然而一场灾祸正悄悄酝酿：据传因董其昌的儿子强抢民女惹众怒，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乡民将董府团团围住，一把火将府宅付之一炬，连白龙潭的书院楼也未能幸免。尽管逃过了“火劫”，董其昌依然留不住《富春山居图》，崇祯九年（1636年），他将此画抵押给宜兴的吴正志，以换取周转的钱财。签订抵押的字据时，他依然抱着终有一日能将画赎回的念头，然而事与愿违，就在与《富春山居图》分离的这一年，他便溘然辞世，而这一次易主则深刻影响了《富春山居图》命运的走向。
豪掷一千两黄金得到《富春山居图》的吴正志，与董其昌为同年进士，虽然仕途不及董其昌，但从他被罢官回乡之后兴建园林别院、寻访收藏名画的手笔，可见其家底之雄厚。在他离世后，其子吴洪裕（字问卿）继承了《富春山居图》，他对这幅画的痴迷超越了以往的任何一位收藏者。邹之麟在为画题跋时提及：吴洪裕几乎随身携带《富春山居图》，不仅对着吃饭，连睡觉时都要放在枕侧，甚至将藏画的楼阁命名为“富春轩”，对这幅画的喜爱，已经到了“倦为之爽，闷为之欢，醉为之醒”的地步，他还打趣道：相传黄公望本为仙人，莫非他遗留的这幅画也有仙法，能让问卿沉醉此“山林”间，怡然忘忧？
当吴洪裕将身心俱投入画中的山水，内忧外患的明王朝即将走向它的结局。崇祯十七年（1644年），闯王李自成攻陷北京，崇祯皇帝于煤山自缢；同年四月清军入关，一个新的王朝诞生。据传城破之际，吴洪裕舍弃了金银钱财，狼狈逃难时身上只带着《富春山居图》，他无法像画中的樵夫、渔翁或是书生那般自然隐入山林，逍遥度日，也没能在现世找到远离战火、足以避难的桃源，不知逃难的那些日子里，怀中那卷画是否给予他片刻的安心。
董其昌为《富春山居图》所著题跋。图/选自《一望六百年》
沈周为《富春山居图》所著题跋。
遭火劫，一分为二
顺治七年（1650年），又是一个庚寅年，距黄公望画《富春山居图》已过了三百年。为画痴绝一生的吴洪裕一病不起，比起死亡，更令他恐惧的是《富春山居图》将归于何处。思前想后，他向家人要求：让《富春山居图》为自己殉葬。弥留之际，他躺在榻上，看着侄子将画投入火中，才闭上了眼。火舌侵吞着画纸，千钧一发之际，吴洪裕的侄子吴真度冲上前将画救出。吴其贞所著《书画记》中记载了“火殉”始末，并提到当时画卷前端约四尺有余的部分被烧焦，揭下被烧毁的那部分，吴家人发现尚存的部分还算完整，恰好是“一山一水一丘壑”之景，重新装裱后称其为《剩山图》；至于后半段画幅较长的部分，却损坏严重，因此重新装裱时特地将原先画尾的董其昌题跋切割下来，移到前面来盖住火烧的痕迹，因为原画作里黄公望所写题跋中，曾写道“至正七年，仆归富春山居，无用师偕往，”当中的无用师所指的正是他的师弟郑樗。因此后人借用郑樗的字，将保留较长的这部分命名为 《无用师卷》。
“火殉”风波之后，《富春山居图》自此一分为二，不久分别被吴家人卖出。其中《无用师卷》先由丹阳张氏出售给泰兴的季寓庸，到了雍正年间又陆续转手王鸿绪、安岐诸人，这幅充满传奇的画在一次次流转之后名声愈胜，民间仿本也层出不穷。乾隆十一年（1746年），大学士傅恒介绍安氏将画卖入内府，当侍从呈上这卷《无用师卷》，酷爱书画的乾隆皇帝陷入了一个尴尬的境地:原来此前他就已得到了一卷“真迹”——画上不仅有黄公望的题跋，还有邹之麟等人的题跋。因此他视若珍宝，每每观画有感，便在画卷空白处洋洋洒洒挥毫题字。如今又冒出一份“真迹”该如何是好？
两幅画孰真孰假，其实众人心照不宣，碍于君王颜面，乾隆皇帝判定安氏所呈的那卷《无用师卷》乃是赝品，不过看在临摹得“惟妙惟肖”的份上，还是将它收入宫中。历经百年的辗转，这半卷《富春山居图》总算再次找到一个安稳的栖所，且因为“无用”而逃过被乾隆皇帝疯狂题字的命运。它被存放于深宫内院约两百多年，见证了清王朝由盛转衰的时期，再一次重见天日，便是一群行色匆匆的人，将它与其他文物一并装入箱子，再一次历经流转。
1933年，随着日军侵华脚步加快，彼时的故宫博物院做出了“故宫文物南迁”的重要决定。从2月5日夜晚，第一批南运文物共2118箱从故宫起运，到5月15日五批次共13427箱又64包文物被运出故宫，珍贵的书画、瓷器、铜器、玉器等分批运往上海。《无用师卷》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离开了故宫，但它在上海并没有存放很久，随着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它同其他故宫南迁文物又被分批运往四川，最终抵达抗战大后方重庆；一直到1947年，抗战胜利之后被运回南京。然而一切并未尘埃落定，1949年，败退的国民党准备撤往台湾，临行前存放在南京的众多文物也被列入迁台的清单里，那卷被乾隆视为真迹、被后世称作“子明卷”的半卷《富春山居图》，以及《无用师卷》一同漂洋过海前往台湾。
同样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富春山居图》仿品《子明卷》。
又逢庚寅，残卷终重逢
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在台北的故宫博物院里，人们对比着《无用师卷》与《子明卷》，津津乐道于它们的传奇经历，对于《无用师卷》真正的“另一半”——《剩山图》的下落却无从得知。自它们被分别卖给不同的收藏家之后，《剩山图》一度销声匿迹，在康熙八年（1669年）曾为收藏名画的王廷宾所有，但很快又转手他人。与《无用师卷》相比，它更像一位自如的隐士，特别是乾隆皇帝自诩“十全老人”，在他倾尽全力、积极搜寻《富春山居图》的那些年，竟也找不到这份残卷。
抗日战争时期，当《无用师卷》被辗转运送于不同城市时，一位祖籍苏州的画家吴湖帆也在机缘巧合之下发现了《剩山图》。精于鉴赏的吴湖帆有“一只眼”美称，当时上海汲古阁的曹友卿邀他鉴定自己买到的《剩山图》，他直觉这就是黄公望的真迹，于是用自己珍藏的商彝周敦古铜器换取了画卷，之后再与故宫博物院藏《富春山居图》影印本对照，他更是喜出望外。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剩山图》重现的消息被吴湖帆的好友沙孟海获悉，他当时正在为浙江省博物馆寻觅遗落民间的文物，想到《富春山居图》当初就是在浙江省的富春江畔诞生的，于是多次到上海拜访吴湖帆，劝说他将《剩山图》捐献给浙江省博物馆，吴湖帆最终被他的诚心打动，1956年，《剩山图》进入了浙江省博物馆，成了“镇馆之宝”。
当《剩山图》与《无用师卷》重新出现在大众视野，二者能否实现“合璧”成了两岸民众更关注的话题。其实早在1993年，国台办就向台湾方面提出合璧展示《富春山居图》的想法，后因历史原因而搁浅；2008年，由台湾文化名人陈文茜牵线，时任凤凰卫视董事局主席刘长乐和时任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周功鑫见面，就《富春山居图》两岸联展的建议进行讨论，得到了周功鑫的积极回应。
2010年，又是一个庚寅年。《富春山居图》再次迎来了命运的转折。在当年全国“两会”记者招待会上，温家宝总理动情地说，“几百年来，这幅画辗转流失，希望两幅画什么时候能合成一幅画。画是如此，人何以堪？”同年6月，浙江省省长吕祖善明确表示，藏于浙江省博物馆的《剩山图》，可以先到台北故宫博物院合璧展出，至此合璧展终于定局。2011年6月1日，台北故宫博物院举行了“山水合璧——黄公望与富春山居图”特展开幕仪式，在两岸民众的见证下，分隔了360年的《剩山图》与《无用师卷》重逢，人们再一次见到了六百多年前黄公望眼中的富春江畔：用淡墨点出的苍茫远山、疏密且萧瑟的草木、繁华落尽后的山石，还有砍柴的樵夫，端坐茅亭、静观秋水的书生，乘一叶扁舟、遨游江湖的渔夫。至于画卷中篇幅最大、最容易被忽略的留白，不只是那条富春江，亦是象征黄公望一生的长河。当他落下最后一笔，将画卷交予师弟，潇洒离去，他走入画中，仿佛变成当中的一棵松树、一块顽石或是一粒沙。此后围绕《富春山居图》发生的一切“痴”与“执”都与他无关，关于《富春山居图》的故事，就像画卷最末的留白，留下无限可能。
（参考文献：徐邦达“黄公望《富春山居图》真伪本考辨”；刘鹏“《富春山居图》清初流传考辨”；楼秋华“《富春山居图》真伪”；田洪、颜晓军、徐凯凯“傅申书画鉴定与艺术史十二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