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10月台湾光复后，举岛欢腾。日本在台长达50余年的殖民统治最终失败。
1895年6月17日到1945年10月25日，在日本殖民台湾50余年的时间里，给台湾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褚静涛介绍，在政治方面，日本在台设置总督府并实行残酷的殖民统治，严刑峻法和警察政治之下，台湾民众生活在高压之中；在经济方面，台湾木材、米糖等产品被攫取，二战期间更成为日本军国主义战争物资的重要来源；在文化方面，日本在台推行日语教育和“皇民化”运动，割裂台湾民众与祖国大陆的语言文化联系。
“今天还有人鼓吹当时日本对台湾多么好，根本不是那么回事。”褚静涛表示，台湾民众受了50年的残暴压制，但台湾民众始终积极反抗殖民统治，并积极投身抗日运动，他们从未屈服，英勇顽强，拼死抗争，揭示了台湾民众抗日斗争的伟大民族精神。
“总督独裁”
屠杀台湾抗日民众不计其数
在褚静涛看来，日本吞并台湾的预谋展现于“牡丹社事件”中。
1871年11月，60余名从事朝贡贸易的琉球人在海上突遇台风，乘船漂流到台湾东南部后，被当地牡丹社“原住民”误杀54人，余12人被清政府救护并护送回琉球。事过三年，日本诡称琉球是日本属邦，1873年11月，日本外务卿副岛种臣出使北京与清廷交涉；1874年2月，日本制定侵台纲领性文件《台湾蕃地处分要略》，5月由三千余名日军组成的“生蕃探险队”在台湾南部恒春琅峤登陆，随后对牡丹社原住民进行残酷杀戮。清政府命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率三舰与6000人赴台应对。在中国强大的军力威慑下，1874年10月，中日签订《北京专条》，侵台日军勒索50万两白银后撤离，此为“牡丹社事件”。
1871年爆发的“牡丹社事件”，是近代中日围绕台湾的第一次实力交锋，更是日本吞并台湾的一次军事预演。最终，中日签订《北京专条》，侵台日军勒索50万两白银后撤离。
1895年4月17日，清政府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把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岛屿和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从此，台湾沦为日本第一块海外殖民地。图为《马关条约》签约场景复刻。
“‘牡丹社事件’是近代中日围绕台湾的第一次实力交锋，更是日本吞并台湾的一次军事预演。‘牡丹社事件’后日本多次派遣间谍潜入台湾岛内，调查台湾山川地貌并绘制出精确详尽的地图，为日后侵占台湾做准备。”褚静涛说，经过20年的筹备，日本发动甲午战争，1895年2月，北洋水师全军覆没，3月日军攻占澎湖列岛，4月17日清政府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把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岛屿和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从此，台湾沦为日本第一块海外殖民地。
成功实现对台的殖民统治后，日本首先设立统治台湾的最高机构——台湾“总督府”。1895年5月10日，桦山资纪海军大将被日本天皇任命为第一任“台湾总督”。6月17日，桦山资纪在台北举行所谓“始政”仪式，标志着日本对台湾50年殖民统治的开启。
“总督独裁”可谓日本殖民统治台湾在政治体制上最为显著的特征。50年的时间，日本前后在台任命了19任总督，虽然大致经历了军政——民政——军政三个不同的阶段，但总督在任何阶段都拥有绝对的权力。日本先后颁布“六三法”等一系列殖民地法律法规，无论武官总督还是文官总督，都是集立法、行政、司法和官吏任免诸权于一身的高度集权的独裁者。“台湾总督”作为殖民统治台湾的日本最高官吏，掌握台湾民众的生杀予夺大权，在殖民统治台湾期间，给台湾社会和人民带来深重灾难。
褚静涛介绍，面对此起彼伏的台湾民众抗日斗争，1897年，第三任“台湾总督”乃木希典颁发“三段警备法”，1898年，台湾第四任“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颁发“匪徒刑罚令”。根据这两部殖民法典，对敢于抗日的台湾民众给予最严酷的武力弹压。“例如1896年6月，日军对云林县斗六镇及其附近70多个村庄血腥屠杀达五天之久，无辜居民被杀害者达三万以上，史称‘云林大屠杀’。而据不完全统计，50年殖民统治期间被屠杀的台湾民众高达60余万人。”
在地方社会层面，日本对台湾的殖民统治，则是以警察为中心的地方行政组织和台湾旧有的保甲制为统治基干。警察制与保甲制的并行运用，是日本殖民统治台湾基层社会的一大特色政策。褚静涛介绍，以日本警察为主体的警察体系严密控制台湾社会，不仅是深入台湾各社会阶层与民众日常生活的鬼魇，更是直接监视与盘剥台湾民众的“活阎王”。“那时，台湾民间有一句吓唬孩童的俗语：‘大人来啦！’‘所谓’‘大人’就是指当时的日本警察。”
殖民地经济
1895年6月17日，桦山资纪在台北举行所谓“始政”仪式，标志着日本对台湾50年殖民统治的开启。
日据时期台湾的“总督府”是日本在台殖民统治的最高行政机关。图为在1945年5月31日台北大空袭中被炸毁的台湾“总督府”。
“台湾总督”掌握台湾民众的生杀予夺大权，在殖民统治台湾期间，给台湾社会和人民带来深重灾难。据不完全统计，50年殖民统治期间被屠杀的台湾民众高达60余万人。图/台湾史档案馆提供
饥寒交迫处于崩溃的边缘
1895年至1945年的台湾，不仅政治和社会被迫受控于日本，其经济也不容分辩地走上了殖民地化的道路。“台湾是日本通过侵略战争获得的第一块殖民地，其在台湾获得的巨大收益无法完全估算。但可以肯定的是，日本在成为发达国家的道路上，已经堆满了对台湾经济掠夺的累累白骨。” 褚静涛说。
日本榨取殖民地的经济政策，使台湾经济在“工业日本”与“农业台湾”原则下，变成日本工业的原料产地与产品销售市场。1930年代末期，台湾的国民生产总额中，农业产值占36%，是典型的农业经济；出口占国民净生产总额的50%，是典型的出口经济；出口额中的80%以上对日本出口；农业与农产加工业几乎构成台湾产业的全部，其中米糖占整个生产的70%以上，对日出口金额中70%以糖米为主，是米糖经济。特别是由于稻米大多数输往日本，经常造成台湾岛内粮荒，因之亦称“饥饿输出”。
而台湾所需的工业产品，多自日本输入，受日本经济控制。台湾经济的变动与日本息息相关，这种极为单一性也反映了其殖民地的贸易特征。褚静涛指出：“台湾和祖国大陆有着传统的贸易往来，日本占据台湾后，大陆在台货物输入总值中所占比重急剧下降，从1896年的47.43%下降到最低点1938年7.54%，九一八事变后一直在10%左右，而这10%主要还是与日本侵占的大陆东三省的贸易。”
日据时期，阿里山超过十万株千年桧木遭砍伐殆尽。图为现在阿里山被砍伐桧木的遗迹。
为攫取殖民地财源，台湾“总督府”殖民初始就在台湾实施专卖制度，指定日本财阀垄断经营鸦片、樟脑、烟草、茶叶与食盐等台湾物产，牟取超额暴利。有数据显示，日据时期，台湾的财政收入主要为租税、专卖与公营事业。但公营事业收益有限，专卖以烟酒两项为代表。专卖收入最高时曾占台湾总督府财政来源的40%以上。
1897年1月，台湾“总督府”正式公布了《台湾鸦片令》，规定鸦片一律归官方专卖，不准私自进口、生产或买卖鸦片；瘾民经医生核查并领取牌照后，准予购买官制烟膏吸食；从事鸦片买卖、开设烟馆或制卖烟具者，经领取特许证并缴纳税额后才许营业；禁止烟商将鸦片、烟具售予无照烟民或私自为无照烟民提供吸烟场所。
台湾“总督府”颁发的鸦片特许购买证明。
“这样的禁烟法令实际意义很小，真正的目的在于通过鸦片专卖增加税收。” 褚静涛说，最能表明日本殖民者用心的是，殖民当局对台湾人和在台日本人实行双重政策，严禁在台日本人吸食鸦片，对出售鸦片给日本人的台湾人处以死刑。
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台湾由备战经济转变成战时经济，各项生产均以配合战争所需物资为主，作为日本南进基地，重要产业显著成长。日本为最大限度地利用台湾资源服务于战争，台湾“总督府”于1938年制定并实行了“台湾生产力扩充五年计划”，将与军事有关的工业作为发展重点，计划各增产2—3倍以上。主持台湾经济的全为日本人，比较现代化和较具规模的事业，皆由日本人经营。发展经济的资金、技术及管理人员，都来自日本。
台湾被日本视为经济扩张与经济掠夺的“帝国宝库”。特别是1937年之后，为应对战争所带来的消耗。日本不断压榨台湾的剩余价值。“要问日本在台湾50年的殖民统治，给台湾人民带来的是幸福还是灾难？看一看日据末期台湾的经济状况就知道了。”褚静涛介绍，他曾经做过几个面向的数据统计，能够很直观地说明，台湾在日本殖民的50年时间里，产业经济已经损毁到不忍直视的地步。
例如，台湾的农业生产指数由1939年的108.03，跌落至1945年的34.23。稻米生产由1937年的130万吨降至1945年的63万余吨，与当时全省人口需要的最低消费量85.7万吨相较，短缺21.8万吨。七七事变前，台湾银行券发行额约7500万元（台元，下同）；1937年，台湾银行券发行额为11494万元；1939年，发行额增至17399万元；1942年，发行额再增至29317万元；到1945年日本投降前夕，发行量已高达290825万元，超出发行准备额133986万元，造成恶性通货膨胀，台北市物价指数较1937年上涨了23倍。
1945年10月25日，台湾回到祖国的怀抱。其时，粮荒严重，通货膨胀剧烈，工厂停工，交通中断，人民饥寒交迫，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留给中国政府的是一个烂摊子。日本人扬言，一旦约10万日本专业技术人员离开台湾，台湾经济将在6个月内彻底崩溃。“后来，一批批祖国大陆的专业技术人员来到台湾，努力工作，建设宝岛。到了1953年，台湾经济已恢复到战前最高水平。这在全世界属于较快速度。而同为日本殖民地的朝鲜南部地区，至1958年才恢复到战前最高水平。”褚静涛说。
“皇民化运动”
藉教育愚昧与同化台湾人
在政治与经济之外，日本从殖民台湾的第一天起，文教的同化政策就拉开了序幕。
褚静涛指出，日本在台的同化政策，以1922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呈现从“日台二元”的差别教育到“日台共学”的所谓无差别教育的发展趋势。“但无论在哪一个时期，日本殖民者企图藉教育来愚昧与同化台湾人民的险恶用心，始终贯穿其中。”
第一阶段所谓的“日台二元”的差别教育，就是推行奴化教育。奴化教育以传播殖民主义文化为主，有关中国的历史文化、儒家思想、文学艺术等均在摒除之列，从根上切除中华民族文化的影响。同时在初等教育上推行普及日语的教育，教授日本文化如武士道剑术，灌输日本大和民族精神等。禁止汉语、普及日语，是殖民同化政策中最阴毒的招数。
奴化教育更严禁台湾青少年接受高等教育“熏陶”。从中等教育开始限制台湾学生所学专业，台湾几乎不存在一所适合台湾青少年的中等以上教育机构。虽然台湾“总督府”曾一度鼓励中日学生同校学习，但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殖民教育中歧视台湾人的实况。在当时，台湾高等教育更是日本人享受的“天堂”，台湾青年很难得到“高教”的机会。
而第二阶段推行的所谓“日台共学”的无差别教育，也就是“皇民化”教育。
1937年7月，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遂在台湾推行“皇民化运动”，灌输忠“君”(天皇)爱“国”(日本)思想，力图把台湾人“改造”为日本的忠臣良民。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在台的“皇民化”教育进入“皇民奉公运动”阶段，设立各级“皇民奉公会”以及奉公团、青年学生报国会、青年奉公会等名目繁多的外围组织，作为推行“皇民化”的社会基础和基本力量。
“‘皇民化运动’不仅是从语言、文字上做文章，宣扬‘日式文明’，还严禁信仰民间的各种传统宗教、神灵，烧毁台湾民间的诸家神灵，专设日本神社以灌输‘大和魂’，宣扬日本精神等。”褚静涛说，宗教作为一种社会特殊意识形态，自然也成为了日本侵略者必争的领域。整个日据时期，不断削弱本土佛、道教的影响，输入神道教、日本佛教就成为了宗教侵略的主要内容。而为挖掉台湾人血脉中的中国根，从40年代初期起台湾“总督府”开始禁止台湾人使用中国名字。1940年2月，台湾“总督府”宣布“恩准”台湾人改用日式姓名，设立更改姓名推进会，由警察胁迫改名。
到了后期，“皇民化运动”的内容，已经远远超出了语言文化一项，其推行同化的范围之广、程度之深、手段之严，都是前所未有的。
在褚静涛看来，日本推进“皇民化运动”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基于军国主义侵略战争延长而日本兵源不足，强征台湾青年补充日军充当炮灰。台湾“总督府”始征经过“皇民化”洗礼的台湾青年加入日军，1943年实施陆海军特别志愿兵制，1945年实施征兵制，强征数十余万台湾青年充当军国主义战场“炮灰”。
日据时期，日本在台开设学校，在初等教育上推行普及日语的教育。
日据时期，日本在台湾专设日本神社以灌输“大和魂”，宣扬日本精神等。台湾大神社是当时岛内最具代表性的神道之地。
日本在台湾推行“皇民化”运动的同时要求台湾青少年加入日军做其炮灰，与同盟国作战。图为被迫加入日军的台湾青年和日本殖民当局为他们制定的战斗口号。
反殖民统治运动
所追求的就是回归祖国
近代日本割占台湾以后，通过台湾总督府，在政治层面上推行的是总督独裁和严刑峻法的严苛统治方式；在地方社会层面，则是以警察为中心的地方行政组织和台湾旧有的保甲制为统治基干，形成了“警察社会”；在经济上，通过掠夺式的经济整编和竭泽而渔的超额财政榨取，构筑了畸形与从属的殖民地经济体系；在文教体系上，推行以愚民为目的的差别教育和泯灭民族意识的同化教育。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是一段长达50年的灰暗历史，而冲破黑暗的一抹亮光，便是台湾民众始终积极反抗殖民统治的英勇行为。”褚静涛说。
上世纪20年代开始，就有台湾青年突破重重阻碍、辗转来到大陆，希望寻求祖国的帮助；到了30年代，涌现出李友邦、谢南光、张志忠、宋斐如等一批杰出人物，他们认为要救台湾一定要先救祖国。全面抗战期间，数以千计台胞在大陆参加抗日，并成立“台湾义勇队”、台湾革命同盟会等有影响的抗日组织。他们回到祖国大陆，拉近台湾同胞与大陆同胞之间的心理距离，是台湾回归祖国的探索者与践行者。
台湾岛内，民众也持续参加抵抗日本殖民的活动。在文化方面，连横撰写《台湾通史》，记录与传承中华文化；各阶层发动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为争取基本的政治权利不懈努力；谢雪红等人成立台湾共产党，发动工农大众反抗日本统治。
“台湾人民以五千年的民族文化为荣，这种民族意识是牢不可破的。”褚静涛指出，抗战时期，台湾人民的坚决抵制和英勇反抗，便是这种意识使然。台湾同胞期待借由心目中的祖国的力量，援助台湾脱离日本统治，回归祖国。
抽刀断水水更流。日本殖民当局实行民族差别待遇和民族歧视，不仅没有将台湾人民的民族意识打压下去，反而更强化了台湾人民的祖国意识。台湾人民将中国视为自己的祖国，想方设法光复台湾，使之回到祖国怀抱，因此，“皇民化运动”处处碰壁。统治台湾长达半个世纪的日本殖民者，也感叹只撷取了台湾的物资，并未拿走中国人的灵魂。台湾同胞内在的民族精神与身上所流的血液一样，是永远无法改变的。
“不回顾历史就看不清未来的路，抗日英雄们所追求的回归、争取作为中国人的光荣自豪，就应该是台湾的归属。”褚静涛认为，祖国意识是台湾与祖国大陆实现统一的心理基础，是抵制“台独”的最深厚力量。抗战时期，在异族文化的压迫中，台湾人民的这种无形却强大的祖国意识，充分显示了中华民族文化强大的凝聚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