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漫长的历史中，中国人一直把东南亚一带称为“南洋”。其实，在近代以前的中国人心目中，“南洋”在地理上并不全等于东南亚，而是将海外那一片边界模糊且广袤荒蛮的区域统称为“南洋”。东南亚则是“二战”以后才出现的概念。回望历史，每一次大迁徙，就有一次大融合，透过舌尖上的多元融合，一窥离开与回归。
文/《台海》杂志记者 刘舒萍
瀚海、烟瘴、白骨，是一代代中国人对“南洋”口耳相传的记忆。出洋移民是无奈之举，更是权宜之计。当时许多移民希望在南洋能觅得生计，辛苦奋斗获得人生第一桶金之后衣锦还乡。以闽南语歌唱的《过番歌》流行一时。清末时期厦门会文堂的刻印《过番歌》是目前所知最早的文字版本。自称“过番客”，意指到番邦只不过是暂时性的、过渡性的，非长久打算，因此自己的身份是客，可见他们在心理上始终以中国为中心和归宿。
听说，榴莲有流连忘返之意，代表一种留恋和思乡之情。图/SOOKSIAM
流向南洋
近代西方商船从中国沿海贩运苦力，始自厦门。据厦门《华侨志》所载，从1845到1853年，各国从厦门贩运出洋的苦力总数为11357人。在苦力贸易之外，自由移民也在厦门开埠后进入了一个高峰期。大批中下层的民众采用赊取船票到了南洋后再做工偿还的方式，纷纷前往菲律宾、印尼、新加坡等地。虽然从厦门出洋的民众来自全国各地，但厦门岛本地人口的外流数量也是十分惊人的，1832年厦门岛有14万多人，根据厦门海关的报告，1880年厦门岛上的人口下降到了8万多人。
可见，下洋潮呈汹涌澎湃之势。清政府也意识到这一情况，三令五申实行海禁。光绪十九年(1893年)，清政府正式宣布废除“海禁”，出国人员骤增，仅在1894至1913年，平均每年有5万多人通过厦门港前往新加坡、马来西亚的槟城和马六甲海峡等地，同期每年则有2万多人返回。
清代，东南亚的福建人基本上是闽南人，他们的后代家庭大多说闽南语。在华侨筚路蓝缕的奋斗过程中，第一代移民思乡情结和中华风俗根深蒂固，多喜欢把家乡信奉的神祇带到居住地，供奉起来，这既在心理上缩短了与家乡的距离，也在异国他乡构建了象征家乡文化、获得心灵寄托的形象。天长地久，华侨把他乡认作故乡，更把越来越多的家乡神明引进来，将它们的庙宇建得越来越大。故而，今日走进东南亚及世界各地的唐人街，很容易找到汉字、中式庙宇、栩栩如生的巨龙等代表中国文化符号的元素。
当移民进入第二代之后，慢慢融入当地，逐步形成一个独特的社群——土生华人。在各国有不同的叫法，印度尼西亚叫Peranakan(土生)；新马(包括新加坡、马六甲和槟榔屿)将男的叫峇峇、女的叫娘惹，也有的叫侨生；菲律宾叫Mestizos；泰国叫洛真；越南叫明乡。
流连地的乡愁
榴莲，是东南亚的一种常见水果，极具草根性的“果中之王”，其外形和气味以及功效都非常特别，不管是荤食者还是素食者，许多人都爱它。关于榴莲的华文记载，早在明朝就出现了。随郑和下西洋的马欢在《瀛涯胜览》中就记有榴莲。
为什么会叫“榴莲”？考证十分难，一种说法是郑和去南洋时，到了异域的随行人员久之就思乡，认为南洋虽好，但不如家乡好。为了安定人心，郑和买了许多榴莲请大家吃，没有料到大家很喜欢，越吃越想吃，渐渐地也不思乡了，且大有流连忘返的意思。于是，郑和便把这种水果叫作“流连”，后来转化为榴莲。
晚清政治家黄遵宪在他的《新加坡杂事十二首》中亦描写了不少南洋水果：“绝好流连地，流连味细尝。侧声饶荔枝，偕老祝槟榔。红熟桃花饭，黄封椰酒浆。都缦都典尽，三日口流香。”1891至1894年，黄遵宪自任清朝驻新加坡总领事，榴莲便从南洋华人的日常生活走入他的视线并进而走入他的诗歌。
从榴莲到流连，从名词到动词，从一种水果到被书写为一种代表南洋、代表移居南洋华人的文化符号。这既体现了南洋华人流连南洋的社会现实，也看到了南洋华人与当地人同化过程，终将他乡当家乡。在老厦门人的院子里，时常可以邂逅肥嘟嘟的波罗蜜，一些归乡华侨为了装饰自己的庭院，从海外带来了各种新奇植物，也带回了不少果树。1959年鼓浪屿上的厦门华侨亚热带植物引种园刚成立时，从海外引进了上千种植物资源，其中就包括波罗蜜。外形上，波罗蜜与榴莲很相像，表皮同样都布满状如金字塔般的锥刺，果肉都是金黄色，都有内核，人们轻易不喜欢它，而一旦喜欢了又无法餍足。
第一代南洋华人融入当地的过程是复杂而痛苦的，其中包括强烈的文化碰撞和磨合，故而在融入的阶段，移民喜欢建庙，每座华人庙宇，不仅是一个标示“中华”的空间，也成为可供华人投射中华想象的空间。
极乐寺，马来西亚最大的华人佛寺，也是东南亚最大、最宏伟的佛寺之一。极乐寺的创建人妙莲禅师出生于福建，33岁出家于福建鼓山涌泉寺。从法脉来看，极乐寺属于福建涌泉寺在南洋的下院，极乐寺的建筑外形也与涌泉寺同质同构，寺里藏有光绪和慈禧御赐的匾额，足见当年清政府对极乐寺刮目相看。
作为中华佛教在南洋的代言人，极乐寺已经不单纯是一个宗教场所，而是华人的文化圣地，一代文豪郁达夫也曾来朝圣。1939年元旦，郁达夫与报人畅游槟城，“在暮天钟鼓声中，上极乐寺去求了两张签诗”。1938年，应以万金油发家的新加坡华侨胡文虎（祖籍福建）之邀，郁达夫离开福州后途经中国的厦门和香港及马尼拉，抵达新加坡协助办理《星洲日报》。19世纪至20世纪初，从厦门、汕头、广州、上海、香港到达南洋，是中国人主要的下南洋路线。
新加坡厦门公会永久荣誉会长林璒利是一名素食者。
呷素与血脉相连
宗教与食物的特殊关系在人类饮食史上是很特别的一章。在亚洲，由于受佛教教义中对轮回因果惜福惜物观念的影响，发展出特有的饮食观——素食。出门在外，不知哪里寻素，华人庙宇许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早期，东南亚华人吃素，多是因为宗教缘故，先是在农历初一、十五吃素，吃斋非常严格，严禁食用肉、蛋，连葱姜蒜小五荤都不可以。“在马来西亚，华人是素食文化的主要推动者，当然印度人也是有。在我看来，华人比较讲求养生、健康，蛮积极去推动素食文化。”李苡梅是马来西亚的一名瑜伽导师，祖籍福建永春，大学时期开始吃肉边素，赴美国念硕士后，因为寄宿的关系，下定决心吃素。
“告诉我你吃什么，我就能说出你是哪里人。”这是18世纪的法国美食家布西亚·萨瓦兰的至理名言。吃喝是人类的共通经验，就算天涯海角，语言文化隔阂，也让人听得津津有味。不过，在寻味东南亚素食文化的过程中，笔者遇见了许多祖籍福建的华人，他们大多是第三代移民，讲一口流利的普通话（有的会讲，但不会写），他们的祖辈大多数是在19世纪中叶之后南下的，也有20世纪90年代之后陆续抵达的第一代移民，人数相对较少。
借由分享素食，人们交换善意。大洋彼岸的我们借由一条网络或一条电话线，人生得以交错几小时。这种机缘需要时间，更依赖陌生人的巨大善意。抱着一肚子的好奇心，我听到许多故事，嗅闻从另一个时空飘过来的味道。通过他们的分享，我们看到东南亚风靡素食源于华人，看到华夏九皇信仰下南洋后对当地呷素带来的的影响，看到呷素由风土涵养，呷素与血脉相连，呷素装填回忆，呷素传递情感。
“对比荤食，素食价格高出不少，为何要吃素食？”这是目前推广食素过程中遇到的一个普遍问题，尽管在部分校园里，素食已进入食堂。未来若素食与植物肉的价格更大众化，也有利于普及。不得不承认，在目前的社会中，素食者的比例还不高。新加坡厦门公会永久荣誉会长、金航国际集团董事长林璒利的做法是，在尽量不影响家人朋友的灵活情况下，尽可能食素。林璒利22岁开始素食，今年74岁，在她看来，灵活食素并没有太多实际的难处，也不会让自己成为社交聚会中的边缘人。有趣的是，身边人知道她吃素后，也下意识选择素食餐馆就餐。一旦是在外用餐，吃素就完全不成问题，餐厅选择比比皆是。
林璒利曾应邀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招待会，多年来她积极促进中国和新加坡两国之间文化和旅游交流，通过举办“春城洋溢华夏情暨欢乐春节”活动，推动了中新两国文化交流；1994年举办第一届“春城”活动时，她就邀请了厦门小白鹭民间舞团，并开启了这长达28年的“春城”活动。对此，林璒利表示：“我的祖籍是中国福建，自幼移民至新加坡，但我一直保持着一颗中国心，我愿意尽我所能弘扬华夏文明和中华文化。”林璒利告诉笔者，安排新加坡孩子到厦门研学旅游时，南普陀是必到之地，南普陀素菜也是一定要安排起来。在一饮一啄间，故乡的模样在味蕾呈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