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台海》杂志记者 年月
1985年，赵声良在莫高窟。图/赵声良提供
追随常书鸿、段文杰、樊锦诗的足迹，1984年，二十岁的云南人赵声良义无返顾地来到风沙漫漫却又辉煌璀璨的敦煌莫高窟，一待就是39年，而且，他说，即使退休了，他也不离开，他要与莫高窟厮守终身。
赵声良并非历史系或考古系出身，中文系毕业的他，热爱艺术，会画画，爱书法，这让他找到了一条有别于前人的研究之路，他以研究敦煌的艺术史为终生志业，仅隋朝一个朝代，就耗去了他十年光阴，遑论政治、经济、文化更为繁荣的唐朝，他心甘情愿付出一生心血。他把自己毫无保留地交给敦煌莫高窟，敦煌也不辜负他，厚重的著作接连出版，但最为普罗大众知晓的却是《敦煌石窟艺术简史》，他以一本书简约地勾勒出敦煌莫高窟一千年的艺术成就。该书出版后深受读者喜爱，一版再版，这不就说明了，人们渴望千年塑像走下神坛，神秘壁画撩开面纱吗？
作为敦煌研究院党委书记，赵声良的面前有常书鸿、樊锦诗这样的高山，有传承，也有挑战，他以谦卑之心，行创新之举，带领团队一步一脚印，在鸣沙山下留下了他们自己的足迹。
7月22日下午，赵声良接受《台海》杂志等两岸媒体记者的专访，无论回答什么问题，他都举重若轻、娓娓道来。
关于数字化
《台海》：推进数字化，对于保护敦煌莫高窟这一不可再生的宝贵遗产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请您谈谈目前的进展情况？
赵声良：敦煌莫高窟的数字化已经做了20多年了。早在上个世纪末，我们樊锦诗院长已经看到了，敦煌莫高窟的保护有一条必由之路就是数字化，因为通过高清度的数字化，可以把莫高窟璧画和彩塑完完整整地保存下来。那么，我们就花了很大的功夫来做数字化，刚开始是跟美国合作，也跟国内的一些大学合作，后来我们建立了自己的团队，有了一个文物数字化研究所。经过这20多年的努力，我们已经有一套成熟的办法了，我们的目标就是把所有的洞窟的壁画彩塑，用数字化完完整整地记录下来，永久保存。我们的数字化精度，一般来说都可以达到原作的两倍，将来万一不可抗拒的原因，某一幅壁画、某一尊彩塑掉了没了，那么我们有数字化的资源，就可以完完整整地进行复原。
1985年，赵声良在莫高窟。图/赵声良提供
关于应对气候变化
《台海》：如何应对气候变化对莫高窟文物的影响？
赵声良：莫高窟文物经历了一两千年的气候变化保存下来，很不容易，我们希望这些好的文物能够再继续保存下去，但是大家也知道，有各种各样的因素影响到我们对壁画与彩塑的保护，最大的问题就是气候的变化。
古代的文物经过了1000多年，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能够保存下来本来就是一个奇迹，但是我们今天的环境变化，比如说风沙、湿度、温度的变化都会影响到文物的安全，因此我们现在建立一套监测体系，大概有三个数据：温度、湿度还有空气质量的数据变化。特别是湿度的变化，如果空气湿度超过62%, 那对彩塑和壁画的影响就较大，所以下大雨的时候我们就不开放了，以免增加洞窟内的湿度。
敦煌现在的降水量比过去多了，二三十年前我到敦煌的时候，空气非常干燥，戈壁滩上寸草不生，现在我们发现戈壁滩上竟然也有一些绿草了，说明最近这些年，空气湿度在增加，但我们也很紧张，担心湿度变化会影响到文物。
当然，我们采取各种科技手段来保护。敦煌研究院在文物保护方面有着强有力的科技力量支撑，在努力做这些工作的同时，我们也看到了气候的影响。就目前来说，太大的气候影响还不是太显著，人为的影响相对多一点，比如游客进入洞窟，这个洞很小啊，一下子温度就会变化，湿度也会变化，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是控制游客量，按照我们的承载量，每天能接待多少人，我们都要进行合理控制，不能让太多的游客进去。这样的话，可能很多游客门票都订不上了，他们有时提前十天甚至半个月都不一定订得上。这是没有办法的，其实冬天的莫高窟也很美，游客又少，如果不赶夏季的话，还是建议其他季节来莫高窟。
关于限制客流量
《台海》：请您进一步谈谈限制客流的考量。
赵声良：像敦煌这样的文物宝库，应该让更多的人看到，我们也特别希望有更多的人了解敦煌，我们限制观览人数是不得已的，这取决于我们的保护技术。另外，我们现有的条件，比如说有的洞窟比较小，进去的人太多了，大家太挤了也看不好，游客的参观要有一个舒适度，比如这一间屋子能承受20个人或是30个人，如果你硬要挤上60个人，也许能挤进去，但欣赏效果达不到，所以，我们确定游客承载量时，也考虑到了舒适度。我想将来随着我们的文物保护技术的提高，我们的数字化成果越来越多，那么我们将来还希望能够扩大一点每日参观人数，让更多的人看到莫高窟艺术成就，这是我的愿望。
《台海》：暑假来参观莫高窟的游客呈井喷之势，如何在保护文物与满足包括学生在内的游客的参观愿望中做协调呢？
赵声良：正常的一张门票，可以看8个洞窟，并不是我们只开放8个洞窟，我们大约有七八十个洞窟是开放的，不同的游客可以看到不同的8个洞窟，这样就可以接待更多的游客。尽管如此，每天的最大限度也只能接待6000人。而现在越来越多的游客来了，他们从海内外各地乘飞机、坐汽车来，就为看莫高窟。那么我们就开几个大型、特大型的洞窟，现在有4个洞窟，仅仅能看这4个特大型洞窟的应急门票，每天最大限度有12000人，加上正常门票的6000人，我们每天最大限度是18000人，这是我们的红线，我们无论如何不能突破这个红线。
《台海》：如此一票难求的状况有可能改善吗？
赵声良：将来呢，我想也许我们能够有别的办法再增加一点，那就看我们科学技术的发展，我也希望越来越多的人看到。现在的情况是大家都集中在夏天来，其实一年当中，冬天来的人特别少，如果平衡一下的话，大家选择冬天来参观，我想还是蛮舒服的。因为中国很多家长带着孩子，都喜欢在暑假的时候来，暑假虽然天气好一点，冬天可能是相对冷一点，但其实在敦煌的冬天也蛮舒服的。
2005年，“敦煌艺术大展”在台北举行时，赵声良（右二）与台湾大学陈葆真教授（右三）等在一起。图/赵声良提供
2008年，赵声良（二排右四）与台南艺术大学的师生们在一起。图/赵声良提供
2008年，赵声良在台南艺术大学给研究生上课。图/赵声良提供
关于两岸交流
《台海》：有没有邀请台湾的学者一起来做研究？
赵声良：我们跟台湾合作很多年了，很多台湾的学者跟我们都是老朋友了，比如说曾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工作的李玉珉老师，他就跟我们合作很多年，但他现在已经退休了。还有台湾“中央研究院”的颜娟英教授，我们曾经邀请她到莫高窟来跟我们一起做课题研究。
我曾经也到台湾去做学术交流，2008年我在台南艺术大学，当了一个学期的客座教授，在那儿培养研究生。除此我也多次到台湾，我非常喜欢宝岛台湾，真是太美了，当地的美食我也十分喜爱！我们也曾经去台湾办展览，先是在台北历史博物馆，后来又到高雄展览。我有很多很好的台湾朋友，到现在也还是有联系的。
我们在2015年跟台湾大学、台湾“中央研究院”，共同合作过数字化项目，对一些细节我还印象深刻，比如莫高窟第61窟佛坛上佛像没了，那么我们通过数字化，想一想当初有些什么雕塑、什么佛像啊，我们一起把它们复原出来。通过数字化的复原，做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项目，因此那一年我到台湾参加学术交流会议，交流更为频繁深入，我们敦煌研究院跟台湾很多学者都有合作与交流，我也希望将来再有机会，能到台湾去办展览。
《台海》：以什么方式让台湾青少年朋友进一步了解敦煌、了解中华文明？
赵声良：我们曾在台湾的一些中小学做公益展览，也在多所大学做过巡回展览，有一次在淡江大学办展览。这些展览在台湾很受欢迎，我非常开心，因为很多台湾朋友，觉得敦煌特别是一些壁画彩塑很棒。交流让很多台湾朋友喜欢敦煌，他们后来也陆陆续续到敦煌参观，在进校园这个项目上，台湾沈春池基金会很支持，而在大陆这边，有宋庆玲基金会来支持，所以我们做得非常成功，我想应该把敦煌艺术文化更加深入、更加全面地介绍给台湾朋友，让我们台湾朋友领略中华艺术的魅力，也欢迎台湾的朋友来我们敦煌实地看一看。
《台海》：现在过去办展方便吗？
赵声良：我们过去已经做过展览而且成效显著，我希望能够顺利地继续进行，目前来看，如果台湾方面不反对的话，我想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台海》：对初来乍到者，什么是打开敦煌的最好方式？是去莫高窟吗？
赵声良：是的，能够直接到莫高窟来看，当然是最好的了。当然了，这么老远来，也许你提前看一下相关的资料、做做功课就更好。大家通过网络可以查找到很多有关敦煌的资料，我们也出了很多书，这些小型的读物，大家如果能看一看，提前知道敦煌是一个什么样子，它的历史背景、艺术背景啊，这些了解了之后，到了敦煌，就可能不虚此行。
我们有很多台湾的学者，他们来过敦煌很多次，除了前面提到的李玉珉、颜娟英老师外，比如台湾著名的敦煌学家郑阿财、朱凤玉夫妇，他们经常带着学生来，他们在中正大学和南华大学开敦煌学研究的课程，培养了一批研究敦煌学的硕士和博士，还有成功大学的王三庆教授也是以研究敦煌学而著称的。台北艺术大学的林保尧教授，也是研究敦煌艺术，研究得非常好，他在他的课程里经常讲中华艺术，我跟林保尧教授以前合作翻译过日本人写的《敦煌画研究》，是研究敦煌壁画的重要著作，因为林保尧老师也是在日本留学的，所以我们共同把这个日本著作翻译成中文出版，非常好！
赵声良接受《台海》杂志等海峡两岸媒体联合采访。图/郑亦冰
关于张大千临摹
《台海》：画家张大千曾经来过敦煌，做了壁画的临摹，在临摹的过程中也破坏了一些文物，您是怎么看待这件事情的呢？
赵声良：张大千在1941—1943年期间，到敦煌临摹壁画。他对敦煌艺术的传播有很大的功劳，因为在当时很多内地人不了解敦煌，他通过自己的画，引起了当时社会对敦煌的普遍关注。而且他也积极地推动成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所以张大千在敦煌艺术的传播方面，是功不可没的。在当时并没有多少画家愿意到这么艰苦的敦煌来，当时的敦煌确实是很艰苦的地方，在沙漠中住没好地方住，吃也没什么好吃的，喝的水还是咸水。在那样艰苦的状态下，他还能在这儿待了将近两年的时间，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当然在他临摹的过程当中，对壁画是有破坏的，他用图钉把透明的纸钉在墙上，然后在上面取稿后再去整理，而他用图钉这么一钉，就会把壁画破坏了一些。另外，他发现眼前的壁画，有的并不是唐朝时的原作，而是宋朝人在唐朝画作上又敷上一层，再往后的朝代可能又敷上一层，最多的敷了四层，张大千觉得敷上的画不好看，他就把后代敷上的画揭下来，这一揭就把壁画破坏了。
但是，我们要客观地看待历史人物。我们要站在历史条件下看待当时发生的事情，不能过于苛责。我们现在有整体搬迁的技术，如果觉得有必要，就可把宋朝的这一层完完整整地移开，底层的我们可以看到了，表层的也不会损坏，这是我们后来探索出的一个新技术，也获得国家大奖。在张大千那个时代当然没有这个技术了，他只能把表面的撬开，这样就破坏了壁画，所以非常遗憾。当然他是一个历史人物，我们要从历史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有功也有过，人无完人。
敦煌研究院多年来在针对敦煌石窟的清理、调查、保护、临摹、文化艺术研究等方面的成就令人瞩目。
张大千在临摹敦煌壁画，右图为张大千所临摹的莫高窟66窟内的南无观世音菩萨像。
关于国际合作
《台海》：敦煌学是一个国际性学科，谈谈与国际上的研究力量的交流与合作吧。
赵声良：敦煌学是一个国际性的学科，我们的研究工作跟国际上很多国家都有交往，我们跟美国、日本、法国、英国、俄国都有学术交流，比如日本的东京艺术大学、东京文化财研究所、美国盖蒂研究所、英国的大英博物馆和大英图书馆、法国的吉美博物馆、俄罗斯的艾米塔什博物馆等单位都跟我们有很多来往。每年我们在敦煌召开国际学术会议就有好多次，我们的学者专家到国外去，参加访学、讲学的都不少。像我这样的学者，我们单位也有10多位，他们也会经常到欧洲、美国或者日本去讲学或出席学术会议。我们也不断派年轻学者到国外去学习、交流。也会接待海外学者来敦煌做研究工作。
《台海》：您刚才提到敦煌研究院有招海外研究人才，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赵声良：是的，到我们这儿做长期、短期研究的，既有国内的也有国外的学者，比如现在有一个美国学者在我们这儿待了好长时间，他帮我们做了很多工作，帮我们把英文的资料翻译过来，也把我们的中文的资料翻译成英文；我们还有一些做艺术研究的学者，以前有个美国的艺术家，也曾经在敦煌待了好长时间，他回去后画了不少好作品，说是受到敦煌的很多启发；我们也招收欧洲的一些学者。
关于自己与传承
《台海》：您是怎么投入到敦煌文物的研究和保护中呢？
赵声良：1984年，我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因为我喜欢美术，自己也会画画，也写书法，所以我在大学期间就读到了有关敦煌的书，从敦煌画册中看到敦煌壁画，我就特别喜欢，我想要是能在这个地方工作就太好了！
我读大三的时候，敦煌研究院时任院长段文杰先生，他在报上接受记者采访时，谈到敦煌这个地方的专家们年纪大了，缺少年轻大学生的加入，他就特别希望年轻大学生到敦煌工作，我想：“太好了！这么好的机会。”我就给段先生写了一封信，很高兴的是他给我回信了，欢迎我来敦煌。大学毕业我就从北京到了敦煌。
到了敦煌之后，虽然我大学是中文系的，但是我喜欢美术，所以就开始研究敦煌壁画，从美术史的角度来研究，一边研究，一边向老先生们请教，也发表了一些文章，逐渐积累了信心；1996年，我有机会到日本学习，先是在东京艺术大学做访问学者，待了两年。结束时，我想我既然已经到了日本，为什么不学得更深入一点呢？我就自费留下来，到成城大学读了美术史专业的硕士和博士，所以我有5年是自费上学的，2003年我取得博士学位后，就回到了敦煌。
这个时候，我就更有信心了，我觉得研究美术史我已经有很好的方法了，所以我在这儿从不同的角度，特别是从美术史这个角度，深入研究，我主要是想写一部完整的敦煌石窟美术史，当然这个工程是很大的，我用了差不多10年的时间才把第一个阶段，就是十六国北朝这个阶段的洞窟完成，出版了两本著作；然后第二个阶段是隋朝的，我又用了将近10年的时间，写的书现在很快要出版了；我现在开始研究唐朝了，唐朝很丰富，应该要写两本；然后，五代以后的再出一本。这样的话，我就把美术史做完了，这个工程，其实比我想象的要艰巨得多。
我想在中国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可以像敦煌这样做一个完整、系统的美术史，如果把敦煌的美术史做完，那我们对中国的美术史肯定是有很多新的发现、新的认识，所以我还是希望能够把这个工作做完。
我有朋友在出版社，他跟我说：“你这10年才做了一点点，干脆写先出一本简史类吧，做一个简要的1000年吧。”后来我写了一本《敦煌石窟艺术简史》，2015年出版后被评为“中国好书”，再版多次，大家比较喜欢的是，看这一本书可以了解整个敦煌石窟的历史，书比较受欢迎，也给我很多信心。我想，我一定能按原计划把敦煌美术史完整地写出来。
《台海》：有年轻学者加入到敦煌的保护与研究中吗？
赵声良：现在我们研究院年轻人很多，最近这些年，很多年轻人都投身到敦煌的研究和保护中。在我们单位，我们有两个方面的工作要做：一个方面是文物保护工作。文物保护工作需要一些科学技术，比如说化学的，物理的；我们的保护和研究已经扩展到很多领域，比如说生物学、气象学，这些学科对于我们做好莫高窟的保护工作都是很有帮助的。我们这里有一个博士后，他学的是纳米技术，用最新的科技来保护壁画，这是我们现在正在做的工作。另一方面的工作主要是研究方面的，从文科来说，我们的研究涉及到历史学、艺术学、文学、中医药学、古代科技史、考古学，每年我们会招收一些新的人员，包括一些硕士、博士。我们最近刚招了三个博士。我想，年轻人会源源不断地加入到我们的队伍中。
敦煌103窟南壁，法华经变之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局部图。
关于文明延续
《台海》：帮我们介绍一部您觉得比较经典的敦煌作品吧！能够代表世俗化的经变画。
赵声良：在敦煌壁画里表现世俗生活比较多的，一个是法华经变，一个是弥勒经变。特别是弥勒经变，表现古代的耕种收获，还有结婚的场面。比较著名的，也是大家比较有兴趣看的如榆林窟25窟，表现唐朝人的耕种场面和婚礼场面。佛经里讲在弥勒世界里，人都比较长寿，女人500岁出嫁，画上表现了出嫁的场面，它是表现了唐朝的一个风俗习惯；还有老人入墓，他知道自己到年头了，就自己坐到坟墓里面，没有痛苦。
《台海》：您觉得莫高窟对我们中华文明和中华文化的延续意味着什么？
赵文良：莫高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集中代表，它就像一部百科全书一样，具有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科技价值、社会价值，无论哪方面都成就极高。4~14世纪这1000年间，是丝绸之路的繁荣时期，中外文化在此交流碰撞，从这里我们能看到很多外国人与中国人在这里交流，也可以看到很多中国不同的民族在此聚集。其实，通过莫高窟文物，大家会发现，在古代，不仅仅是汉民族，还有很多少数民族跟汉民族共同在敦煌生活。莫高窟也是多民族共建的啊！敦煌融合了很多宗教文化方面的内容，不仅仅是佛教，还有道教、基督教、摩尼教等等，不同的宗教、不同的文化在这个地方融合。我们在莫高窟可以看到，很多有趣的图像把这些历史记录下来，它非常重要，我们搞懂了莫高窟，就更能理解中华传统文化。
我们今天要继承发扬中华文化传统，莫高窟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平台，通过学习了解莫高窟的古代文化艺术，可以体会到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