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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天顺:心向祖国志不改

来源: 2022-08-04 09:21

讲述/朱子榕  整理/《台海》杂志记者 郑雯馨  图/受访者提供


1919年12月19日出生于台湾基隆

1939年,离开台湾到大陆

1952年,调往厦门大学工作

1980年,任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副所长、所长,教授

1996年,第一次回到台湾参加学术交流

2002年,因病去世



作为在厦第一代台胞的重要代表人物,朱天顺的一生阅历丰富,个人经历与时代紧密结合。2019年,是朱天顺诞辰100周年,他的长子朱子榕在读过父亲所写的自传后,对父亲的一生有了更深切的了解。因此他决定以自传手稿为中心,多方收集、整理有关父亲的资料,包括文件、老照片等,陆陆续续用了一年多的时间,终于完成这本《传承——我们家的那些年》图文并茂的家史,作为对父亲的一份纪念,他也向我们娓娓道来有关父亲朱天顺的故事。

 


2001年在厦门大学芙蓉湖拍摄的全家福。前排右三为朱天顺。


毅然投身革命

据我父亲自述,他出生于台湾基隆市田寮港57番地,也就是今基隆市信义区西部,包括义六路以东的田寮河两岸至田寮河上源的信绿里一带。2019年,我与太太前往基隆寻亲,在父亲老家,即信二路6巷碰巧遇上了素未谋面的堂姐,从她口中了解到,祖父原先居住的小屋如今已变成一幢六层高楼,祖父那一辈的族人早已迁居台湾各地。

当我走过田寮河沿岸,想起父亲曾说起,他小时候就在这条河里游泳、钓鱼和捞蟹,度过了快乐的时光。他还提到,我的祖父名为李阿火,后来入赘朱家当女婿,因此他姓朱,名天顺,而他的弟弟则姓李,名为天寿。后来台湾亲属寄给我们一份“李氏家族系统表(渡台后)”,上面不仅清楚地写明,我父亲为李氏家族的第七代子孙,还提到李家祖籍是福建省漳州府龙溪县溪尾社(霞美社),渡台时间大致是乾隆末叶。

迁居基隆的李家人基本都从事人力车夫的行当,祖父李阿火也是靠着拉人力车养活一家人。虽然生活艰苦,但父亲从小就表现出强烈的求学渴望,在他八岁时,进入基隆第一公学校读书,然而毕业后家庭无法再支持他升学,于是他一边工作一边上夜校,这当中他深刻感受到在日本殖民统治下台湾社会的种种压迫,对受压迫同胞的同情,与对人生意义的思索,通过一篇篇文章体现出来。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的朱双一教授为此还写过一篇论文,根据我父亲当年在台湾《风月报》上刊登的诗歌散文分析他趋向祖国认同的心路历程。

1939年,“台湾总督府”正在招募赴大陆当日军“通译”(翻译)的人员,我父亲先前就参加了基隆总商会开办的北京话(汉语普通话)学习班,结业后他想要借此改变自己的处境,转而到大陆寻找新机遇,于是报名参加,并顺利通过考核。

这一年10月28日,我父亲乘着轮船从基隆港前往上海,但工作不到两个月他就辞职,后来经人介绍辗转来到湖北省应城县,在当时“日伪政府政务指导班”担任翻译,当时我父亲已经开始进行反日活动,不仅积极营救新四军被俘人员,还收集情报给中共鄂豫边区委,在一次送情报时交通员被敌伪人员察觉,于是他避难上海,后前往苏北新四军军部。他先到了新四军一师一旅,后又辗转返回武汉,找到了鄂东部队新四军五师十四旅。

因为我父亲懂日语,他被安排在师敌工部负责对敌宣传的工作,包括对日军的宣传、管理日军战俘等。在这期间,父亲还作为台湾特邀代表参加了鄂豫边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并在会上发言,他在自传里说:“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参与政治民主生活的亲身体验,对于在台湾长期受日本殖民统治,受政治歧视和压迫,毫无政治权利的一个台湾人来说,其政治解放的感受是终生难忘的。”

我父亲亲身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在他记忆中最艰难的一段就是中原突围战役。抗日战争胜利后,虽然国共双方签订了“双十协定”,但国民党利用停战协定调动了30多万大军,包围中原军区6万多的部队,对此毛泽东主席做出“必须准备对付敌人袭击及突围作战”“巧妙避开敌人之打击,分途突出包围圈”等指示。1946年6月26日,我父亲被安排与军区警卫团一起,护卫十位日本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日本战友突围。这一路不但要翻山越岭,沿途还要与国民党军周旋,几乎一天都没有休息,走了3个多月,最后日本战友中仅有两位同我父亲顺利抵达了延安。毛主席和朱总司令为三五九旅回延安而宴请团以上干部时,还特别给他们三位送去大红请柬邀请参加宴会。

抵达延安后,我父亲被调到中央党校六部学习,后来知道我父亲懂日语,就把他调去西柏坡中央宣传部当翻译。我曾经问过父亲,当年宣传部副部长是徐特立,你为什么没有一直在那里工作呢?他笑着说:“我家乡观念很重啊,知道当时华北军政大学有一支台湾队,就打报告申请调过去。”1948年,我父亲到华北军政大学台湾队担任政治教员,1949年担任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台湾队政治教员,1950年任上海市卢湾区税务局副局长,他与我母亲沈敬繁也是在上海相识、结婚的,后来父母亲选择来到福建,也是因为福建离台湾近的缘故。

 


朱天顺是李家后人,因其父入赘朱家而姓朱。图为李氏家族族谱,显示李家渡台时间大致是乾隆末叶。


厦大治学岁月

从父亲一生的经历来看,主要可以分成两个阶段:其一是1940年至1953年从事抗战与政治相关的工作,其二是1953年后治学为主。1952年厦门大学还没有成立党委,福建省委从各地抽调了十八位同志来厦大加强党的工作,我父亲就是其中之一。

一开始父亲在厦门大学人事科担任副科长、代科长,校长见他很喜欢看书,就跟他说:“北京大学哲学系正在招研究生,你就去读吧。”我父亲他们那一届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苏联专家指导下的第一届哲学专业研究生,回到厦大后,他就从事马列主义教育研究工作,先后任厦门大学哲学教研组副主任、主任,以及马列主义教研室副主任、主任。

我父亲在厦大任教期间,开设过《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反杜林论》《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等课程,出版了《原始宗教》《中国古代宗教初探》等著作。在与他相处过的同事和学生眼中,他身上有一种儒气,就是书卷气,潜心于学术研究,较少卷入一些政治漩涡。除了教书,他还有很多兴趣爱好,像乒乓球、桌球、围棋还有游泳,退休之后他一边回忆,一边写自传,八十几岁还坐在电脑前,一个字一个字地打,用这种方式回顾自己这一生。从资历上,他是一位老革命,从统战层面看,他是一位台胞,从学术上,他又是一位哲学教授,在这三重身份下写成的自传,还是具有很特别的意义的。

 


1982年,朱天顺(右三)参加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图为他同其他参会的台湾代表合影。


献策两岸交流

从1939年离开台湾,我父亲后来就一直没能真正回到故乡。虽然20世纪90年代两岸开放探亲,但父亲因为身份特殊——他曾是中共十二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是台当局限制的对象,因此无法回去。直到1996年,他利用参加台湾云林县马祖学术研讨会的机会,得以再次踏上台湾的土地,可惜也没能够回到基隆老家,仅仅在前往景区途经基隆时,隔着车窗远远地对故乡投下匆匆一瞥。

后来我跟妻子的基隆寻亲之旅,也算是替父亲了却了一个心愿,台湾的堂姐还对我们说起从前长辈有提到我父亲,“他们都说你爸爸很聪明啊,说他以后一定会有出息。”堂姐还告诉我们祖父骨灰的存放情况,原本我打算来年带两位弟弟一同赴台,可惜因为疫情的缘故,至今还无法实现。

无法与台湾的亲人团聚,是我父亲的一个遗憾。1980年7月厦门大学成立大陆第一个台湾研究机构——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父亲调任该所领导之一。在台湾研究所期间,是他一生工作的另一个亮点,他发挥对台湾民情较为了解和宗教研究的学术专长,深入开展台湾民间信仰研究。闽台民间宗教是他的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他出版了《妈祖信仰 中国民间宗教》书籍,主编了“妈祖研究论文集”,写下了一批两岸关系研究论文。我父亲在研究妈祖信仰时,很多论述就是从两岸妈祖信仰的差异化、渊源等层面展开的,例如《妈祖信仰的起源以及其在宋代的传播》《台湾妈祖庙的神格地位之争》《元明时期促进妈祖信仰传播的社会因素》等等。福建省台联原常务副会长告诉我,当年是我父亲第一个在福建省政协会议上提出,发挥妈祖信仰在海峡两岸交流中的作用的提案。如今看来,这个提案是十分具有开创性的,闽台两地民间通过妈祖信仰的交流,在两岸关系上确实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我父亲还担任过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第一、二、三届副会长,第四、五届顾问,以及福建省台湾同胞联谊会第一、二、三届会长,第四、五届名誉会长,他始终不忘祖国统一大业,积极为中央对台决策、为海峡两岸交流服务,积极参加涉台社会活动,为促进两岸关系发展献计献策,2002417日,我父亲因病去世,校领导在告别仪式上肯定了他作为一名共产党人追求真理,无私奉献的高贵品格,称他在治学、为人、社会工作和敬业精神方面都堪称学界楷模。在我着手整理父亲留下的自传、资料、老照片时,不止一次地懊悔,从前没能和他多聊聊那些往事。对我们子女来说,父亲已经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财富,他一直对我们谆谆教导,要“努力去做一个正直的人,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这些话会成为我们家的一种传承,一代接一代地传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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