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前，第一部向海内外读者真实介绍中国共产党和未来将要建立的新中国的书，就是著名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所著的《西行漫记》（又名《红星照耀中国》）。
《西行漫记》讲述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美国青年记者斯诺通过在中国13年间的亲身经历，以独特的视角审视了1928-1941年在中国大地上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
1928年，白色恐怖下的中国，数十万人因“共党”“通共”的罪名被屠杀。就在此时，斯诺旅行来到了中国。为了生活，他选择当一名记者，但被授意为当权者撰写歌功颂德的文章。然而，斯诺不肯违背良知，他将笔触伸向更加广阔的中国大地。他的如实报道为他赢得了一些革命者和进步人士的友谊，也使他成为当权者的眼中钉，并因此历尽磨难。
在和革命者的接触中，斯诺被他们的精神所感染，产生了采访红军的念头。1936年6月，在宋庆龄、张学良的大力帮助下，他冲破国民党封锁线，秘密进入陕北革命根据地延安，对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和红军将士及延安的群众进行了为期4个多月的采访。1937 年卢沟桥事变前夕，斯诺将他在延安的采访记录整理成集，于1937年10月在英国伦敦戈兰茨公司出版，并取名《Redstar in China》，因排字工人将in错排为over，斯诺觉得“无巧不成书”，英文版正式书名便“将错就错”，译成中文就是《红星照耀中国》。该书发行后，一时轰动世界。8个星期5次重印，售出10余万册。西方舆论高度评价：“此书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发现和描述，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一样，是震惊世界的成就。”白求恩、柯棣华就是受这部著作感动、鼓舞，毅然奔赴延安支援抗日。
1941年，由于揭露蒋介石在皖南事变中的倒行逆施，斯诺被驱逐返回美国。20世纪60年代，斯诺因麦卡锡主义被迫移居瑞士；1971年，他作为中美两国之间的信使再次来到中国，受到毛泽东等国家领导人的接见；1972年，中美建交前夕，斯诺去世。
今年是斯诺逝世50周年，也是他的传世之作《西行漫记》诞生85周年。所以，今天，我们回顾《西行漫记》的出版历程，更觉别有一番洞天。
1937年11月，斯诺将英文版《红星照耀中国》样书赠送给著名出版家胡愈之。胡愈之为中共党员，新中国成立后，成为首任国家出版总署署长。抗战爆发后，胡愈之任“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宣传部副部长，其主要工作之一是向外国记者发布抗战新闻，因而与在上海的斯诺相识并成为好友。
胡愈之在斯诺的寓所，看到刚从伦敦寄来的英文版《红星照耀中国》后，敏感地意识到，这是一部宣传中国共产党抗日主张，揭穿国民党对解放区造谣污蔑，介绍陕北真实面貌的好书，当着手翻译出版。他的想法得到中共上海办事处负责人刘少文的支持。刘少文刚从延安归来，知道书中许多重要内容经过毛泽东、周恩来审定，准确可靠，便决定组织力量翻译出版。
其时，上海刚刚沦陷，国民党政府对出版管制十分严厉，要出版这么一部宣传红军的书谈何容易。后来胡愈之的胞弟胡仲持建议，成立一个文化社团，以“抗日读物”名义出版。胡愈之便临时在自己家里成立了一家出版社，取名“复社”。
复社成立后，经胡愈之、胡仲持和中共党员梅益、林淡秋聘请，《上海周报》主编吴景崧、编辑邵宗汉，《译报》主编冯宾符、《救亡日报》编委傅东华、《中华书局》编辑倪文宙和进步学者章育武、陈仲安、王厂青等12人组成《红星照耀中国》翻译小组，无奈样书只有一本，胡愈之只好把12章、30多万字的书拆开，每人分一章。
但是，20多天后，译稿交到胡愈之手中，他通读后却叫苦不迭。原来，“各自为战”式的翻译，内容无法前后照应，谬误百出，如许多回忆、倒叙的情节接续不上、自相矛盾；再如译者对书中内容不完全了解，许多地名、人名、术语不知如何翻译，只好音译，如“林伯渠”“杨家岭”，有的译成“蔺波趋”“林博曲”“羊夹铃”“洋伽灵”等。对此， 胡愈之只好放下手头的事情，把自己关在一个亲属家阁楼里，用了整整13个昼夜，对书稿进行修改、校正错译和笔误。他后来回忆说：“为把译稿校对的通顺无误，我一天只睡三四个小时，十三天天瘦了五斤多。”
书稿校完，确定书名时又出现了争议。有人主张维持原貌，依然用《红星照耀中国》；有人则认为，“红星”容易让人联想到“共产党”“红军”，为避免麻烦应改名。译者之一的倪文宙建议，将原书名改为比较隐晦的《西行漫记》，他认为，“局外人以为这是本小说或是游记书，不容易一下认出这是一本‘红色’的歌颂解放区的书，容易在社会上通过”；经胡愈之与刘少文商议，最终采纳了倪文宙的意见。
书稿敲定后，资金问题接踵而来。经预算，印刷2000册需2500元；当时的“元”是指银元，1银元相当于现在300元人民币；我看过一个材料，说是1936年鲁迅先生去世，中共想向鲁迅治丧委员会捐款1000元，却囊中羞涩，怎么也拿不出来；后来，还是宋庆龄出资，以中共名义捐献的；可见当时上海民不聊生，工商业经营惨淡，要想找一个赞助商出资来出版这部书，谈何容易！
恰在这时，上海《读书》杂志编辑杜元启欲投奔解放区，来找胡愈之帮忙联系。他得知《西行漫记》出版遇到困难，就自告奋勇去找自己的远房叔叔、上海帮会大亨、时任“上海各界后援会”主席的杜月笙。当时杜月笙爱国热情正高，很爽快地拿出了1000元。
虽然得到千元资助，但还有一大半费用没着落。杜元启又出主意：《读书》杂志麾下有个“读友会”，会员2000多名，不妨将《西行漫记》打折预售，交钱就发一张代金券，出版后凭券领书。这办法果然奏效，没几天就筹到了1500元。
资金齐备，胡愈之马上联系印刷，但问题又来了。因为淞沪战争，大多印刷厂已迁往内地，经多方打听，总算找到一家没搬走的印刷厂，但已停业，工人也全都辞退。在“上海工人救国会”帮助下，胡愈之终于找到了10多位印刷工人，他们夜以继日地苦干20多天，2000册《西行漫记》终于付印并运到“复社”。胡愈之等人翻阅历经艰辛、坎坷出版的新书，心情激动、感慨万千：这部著作必将像焰火一样，为憎恶黑暗的人们指引光明方向。
果然，《西行漫记》1938年2月面世，到11月已经4次重印，售出2万余册，武汉、南京、重庆等地相继出现翻印本。《西行漫记》不但使民众了解了红军艰苦卓绝的斗争经历、八路军的抗战决心和力量，也知晓了共产党的英明主张、解放区的大好局面。许多有志青年、进步人士从延安、解放区看到了中国的未来和希望，他们冒险跋涉，奔向延安，寻求革命真理，实现救国抱负。
复社的成立，《西行漫记》的出版，让日伪当局和国民党政府坐立不安；蒋介石曾亲自下令追究《西行漫记》的出版处。为“掩人耳目”，复社的地址只好标为香港九龙路或皇后大道某某号，让敌人无从下手。但是，上海租界遭日军攻占后，复社的许多社员只好奔赴内地，复社也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解散；虽然复社仅存在短短的4年时间，但因为它出版了《西行漫记》《鲁迅全集》，也便留下了不朽的红色印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