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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遗时代,文化交融与互鉴 省闽南文化研究会2022年学术年会在泉州聚焦世遗

来源: 2023-05-22 17:15

文/《台海》杂志记者  郑雯馨  图/陈庆韵 陈佳森


省闽南文化研究会2022年学术年会在泉州举办,会长林晓峰在开幕式上致辞。


4月15日至16日,福建省闽南文化研究会2022年学术年会暨“世遗时代·文化交融与互鉴”论坛在泉州隆重举行,出席论坛的有来自省内外、海峡两岸的各级领导、专家学者、地方文史工作者、社会各界人士等200余人。本次论坛由福建省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指导,由中共泉州市委宣传部、福建省闽南文化研究会主办,泉州信息工程学院、泉州学研究所、闽南师范大学闽南文化研究院承办,中国闽台缘博物馆、厦门市闽南文化研究会、漳州市闽南文化研究会、中国社科院文化研究中心闽南文化研究基地(泉州师范学院)协办。

本次论坛收到论文133篇,论文紧扣“世遗时代·文化交融与互鉴”主题,聚焦文化强国和海洋强国建设,以更加广阔的学术视野,多学科交叉的方法,深入研讨闽南文化的多维面向,进一步凸显了福建历史文化价值。本次论坛共八位专家作大会主旨发言,并设立四大主题的分论坛以及青年学者论坛进行专题研讨。其中四大分论坛分别就闽南世界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闽南海洋文明与海丝文化、闽南文化遗产与闽南文化生态保护、闽南先贤及其他闽南文化相关议题进行研讨。

本文摘录专家学者在主旨演讲上的精彩发言供读者品读。

林华东:

构建泉州学学科的知识与理论体系

闽南文化、泉州现象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值得我们予以进一步的学理化阐释、学术化表达、体系化构建,很有必要建立一门学问,去提炼和升华几千年来泉州所形成的特色,构建一个知识和理论系统。受泉州市委宣传部泉州学研究所之托,我们在前贤时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着手撰写了《泉州学概论》,系统地阐释泉州的文化底色。

本次我就“泉州学学科建设”这一话题,分享以下三点:其一,泉州学作为一门学问的特质,肩负着揭示泉州这座充满文化魅力的历史名城的历史发展规律和未来走向的使命;其二,构建泉州学的“概论”,就需要关注独特的文化意蕴、可信的学理支撑、坚实的思维、精确的理论提炼、简明的通识表述;其三,《泉州学概论》将前贤时人用心研究的“珍珠”,按照“概论”的要求巧妙串联起来,以揭示泉州深邃的文化内涵和发展动力。

 

林国平:

闽南文化研究的几个问题

何谓“闽南文化”?我认为其所指的是闽南及其后裔共同创造的、以闽方言为主要载体的、以闽越文化为底色、以中原文化为主体、以海洋文化为特色的文化共同体。闽南文化既有中华内陆农耕文化的普同性的基本特征,又具有鲜明的海洋文化的独特气质。谈到闽南文化的区域性与世界性,唐五代时期,闽南文化就属于区域性发展,只是在闽南地区传播;到了宋代就属于跨区域性发展,随着闽南籍移民,传播到更多地方;明清以来的闽南文化就是超国界的发展,虽然随着闽南的海外移民移入海外国家,但相较于那些国家的主体文化,闽南文化依然是弱势文化,没有走出闽南人的圈子,因此如何让闽南文化成为世界性文化,既是理论问题,更是实践问题。

说起闽南文化的普同性与差异性,闽南方言、习俗、信仰、宗族、建筑等方面都具有普同性,而差异性则体现了闽南文化的多样性和生命力,更推动闽南文化的发展与嬗变。关于闽南文化的历史性与当代性的阐释,对于这些先人留下的宝贵文化遗产,我们必须好好保护和传承,更重要的是不能把历史性和当代性割裂开来,要思考如何实现“遗产—资源—资本—软实力”的路径。

 

陈耕:

关于闽南学与厦门学的思考

迄今为止,人类有五次走向海洋的高潮,其中有两次就源自中国这块土地,这两次都缘起于以福建闽南为中心的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可以说,闽南文化的历史是四个港口的历史:宋元时期泉州刺桐港、明代漳州月港、明末清初以后的厦门港以及20世纪下半叶的高雄港,要解剖闽南文化的海洋基因,有必要从这四个港口的历史、文化结构、文化生态、文化创造、文化影响等展开深入研究,闽南学、厦门学、泉州学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至于闽南学和厦门学的区分,时间上,闽南学最值得研究的范畴应纵贯上下八千年,厦门学最值得的研究范畴是从五百年前开始至1949年;空间上,闽南学囊括了“六个闽南”,即本土闽南、对岸闽南、南洋闽南、港澳闽南、外地闽南和欧美闽南,厦门学则是沿着城、岛、港市这一行政范畴不断扩展;内涵层面,二者属于全局与部分的关系,即厦门学集中于引领闽南文化创新发展的内涵。我们必须按照长时段、全局性、动态性的历史思维,在人类走向海洋的六千年历史中重新认识、重新定位中华海洋文化、海洋文明和闽南文化。

 

涂志伟:

明中晚期以月港为中心的国内海上贸易网络

本次我分享的主题是从明万历年间至晚明清初这一段历史时期,以漳州月港为中心,包括漳州河口的月港、厦门港以及泉州安海港的整个大厦门湾一带,国内海上贸易网络的形成及分布。明代中晚期以月港为中心的海上贸易输出的主要大宗商品及国内货源,主要以瓷器、丝绸、茶叶、糖、麦酒、明矾为主,要特别提出的是,虽然月港大量输入白银,同时也大量输出黄金;荷兰人在台湾时期,大量从闽南地区进口各种生活、生产用品,闽南地区的草药、中药材也被大量输入台湾。随着东南沿海海上贸易活动的兴旺,带动江南地区出现大批专业性手工作坊与商业市镇。

据《东西洋考》记载,明代中晚期以月港为中心,从东南亚或经台湾转口输入的主要大众商品有胡椒、苏木、肉豆蔻、丁香、没药等香料,还有硫磺及精炼的樟脑;另一本《骗经》记载了国内输入海上贸易的大宗商品,主要输往江西进贤、安徽芜湖、徽州等江南多地。此外闽南海商以漳州河口为主要贸易基地,分别在国内、国外多地经营,形成贸易网络和商业枢纽,比如郑芝龙、郑成功父子的“山海五商”在厦门、杭州构建的商业枢纽,形成了相联结国内外贸易网络。

何振良:

泉州天后宫的历史嬗变与文物价值研究

泉州天后宫始建于南宋庆元二年,见证了泉州港在宋元时代走向繁荣兴盛的历史过程,宋元时代泉州港的繁盛,也奠定了泉州天后宫在妈祖信仰发展史中的地位。12世纪中叶以后,妈祖已经成为宋王朝官方祀典中一个极为重要的海神,一些信仰妈祖的海商巨贾在泉州活动时,把妈祖信仰带到泉州并选址建庙,随着泉州港的日渐繁荣,泉州天后宫地理位置的优越性凸现出来,至元代便“诏封泉州海神曰‘护国庇民明著天妃’”。明初因为统治者推行的政策,妈祖得以作为海上交通的保护者而备受推崇,明代中后期,由于朝廷外交政策趋于保守,海禁越来越严厉,泉州天后宫的地位一度衰落;入清以来,妈祖又在台海军事风云中大放异彩,因此受到清王朝的褒封。

正因历经了不同朝代的兴衰,泉州天后宫经过了多次改建,尤其明清时期在拓建、重修的过程中,刻意维持了元明时代的建筑规制和风格,使得泉州天后宫作为文物具有了真实性的特点;自宋以来至今,泉州天后宫是泉州地方妈祖信众膜拜妈祖、祈求平安顺遂的地方,这一点体现了其作为文物的人民性。文物的真实性和人民性对本次泉州申遗来说,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

 

蔡天新:

论蔡襄拓展福建“海丝”的历史贡献

蔡襄是宋代名臣,还是著名的书法家、文学家、政治家和茶叶专家,他生前身居朝廷要职,心系民间百姓疾苦,爱国爱乡、勤政为民、克己奉公、清正廉洁,堪称一代清官廉吏,他曾先后担任福州知府、福建路转运使和泉州知府等地方官员。本次我主要介绍蔡襄对福建茶叶经济发展的重要贡献,以及蔡襄如何积极拓展福建海上贸易与人文交流。在拓展福建海上贸易与人文交流方面,蔡襄主要的贡献在于鼓励海上贸易。

蔡襄在泉州任知府时期,对清源茶进行了改良,当时清源山上的和尚虽然也种茶,但手法比较粗糙,蔡襄对当地的气候、土壤、制茶工艺进行了一番考察后,提出了一些建议,其中特别提出区分“三前茶”的想法,即分类采摘春分前、清明前和谷雨前的茶叶。这个小故事体现了他对福建茶叶经济发展的贡献的一个切面,我将他所做的贡献大致归纳为以下几点:改革北苑茶制作工艺,打造了“建茶”品牌;改进清源茶制作工艺,提高泉州茶叶质量;拓展海上丝绸之路,促进海上茶叶贸易;提升中国茶文化内涵,促进中外茶文化交流。

 

刘云:

宋朝泉州番商研究

泉州凭借便利的港口条件和丰富的物产,吸引了南北商贾以及海外商人来此贸易,海外商人被称作“诸番”,在《方舆胜览》中记载,“诸番有黑白二种,皆居于泉州,号番人巷。”这里所指的便是来自不同国家地区的海外商人,其中“黑番”主要指来自三佛齐古国,即今天印度、孟加拉国、巴基斯坦等南亚次大陆国家的商人,虽然他们皮肤较黑,却属于白色人种。曾经来自南毗国的时罗巴、智力干父子最迟在南宋乾道时期就来到中国,据说他们“居泉之城南”。当然还有来自非洲的番商来到中国进行商贸活动,他们也被称作“黑番”。

至于“白番”应该是指阿拉伯商人,比如大食商人施那帏“侨寓泉南,轻财乐施,有西土气习”。在泉州活动的番商中,还有一些比较有名的家族,比如蒲氏海商家族,蒲寿庚祖籍西域,他曾在广州经商,后移居泉州,《新元史》记载了他与兄长蒲寿峸以互市至泉州,宋咸淳末年,因“御海寇有功,寿庚授闽广招抚使,以全军来降。”这些番商定居中国东南沿海各港口,甚至与当地人通婚,参与社会政治活动,为繁荣中国的海外贸易和港口城市建设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乐志强:

寻求征地拆迁与文物保护的最佳平衡点

目前国内在城市征迁过程中,往往存在征收范围内文物古迹与历史风貌建筑分布广、数量多的情况,同时规划部门与文化部门在城市建设与工业发展中工作联系不够紧密;再加上土地房屋征收的速度加快,很多文物保护工作没有及时跟进,往往导致历史遗迹面临不可逆的永久损毁的危险;正因文物古迹、历史风貌的活化利用不到位,自然也难以为新开发区域提升文化品位提供助力。

为此,我认为要使这一矛盾得以调和,需要寻找征拆与保护的最佳平衡点,包括确立征拆与保护一体的意识,在制度设计上推动文化管理部门先期介入,设立文物保护专项资金,推动保护方式的多样化,譬如异地迁移保护、局部保存和就地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等;引导社会力量通过捐赠、投资、集资、入股等方式参与保护,梳理文物古迹、历史建筑资源,形成文化总纲,结合征拆工作于新开发区规划方案,导入相关文创资源,使城市发展与历史文脉保存相得益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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