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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生之约,一生一诺 弘一法师与丰子恺的师徒情缘

来源: 2024-06-21 17:07

文/《台海》杂志记者 司雯



几乎所有关于弘一法师的研究或传记,均会谈及法师在俗时的学生——一代漫画大师丰子恺。丰子恺既是法师出家前最钟爱的弟子之一,又是法师出家后认下的弟子之一,因此两人之间的缘分,可谓弥足珍贵。这段旷世师生情,让丰子恺一生追随,甘愿为一句承诺付出毕生的精力,也为佛教界和艺术界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

1918年4月15日,弘一法师(李叔同)将入山修梵行,在杭州与学生刘质平(左)、丰子恺(右)合影。


在豆瓣上,有一套评分稳居9.0的,让无数人读之能滋养悲悯心、慈悲心的图书,它就是极具传奇色彩,凝聚着两位大师,跨越半个世纪的《护生画集》。

《护生画集》的作者丰子恺,是中国现代漫画的鼻祖。20世纪的中国,他与其师弘一法师两位艺术大师闪耀画坛,他们不仅是师徒,也是人生密友、艺术知音。为祝弘一大师五十整寿,丰子恺与弘一大师共同商定创作《护生画集》,而这一师生之约,丰子恺历时46年终守一诺,功德圆满。《护生画集》也成为佛教界、文艺界诸位先贤、大师们绝世合作的结晶,堪称艺术文化之精品,其意义早已超出佛学,在诗、文、书、画等方面都有其特殊的艺术地位。其中,《护生画集》第三集于1949年在厦门完成,这是丰子恺为了践行与弘一大师之约,是他留给厦门的情缘。


一生挚友,两段师缘

丰子恺与弘一法师的缘分,还要追溯到法师出家前。弘一法师原名李叔同,1913年春,李叔同应老友经亨颐之聘,到杭州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担任图画和音乐教员。1914年,17岁的丰子恺考入浙江第一师范学校,与李叔同成为师生关系。

当时,丰子恺对绘画的理解还比较浅薄,仅停留在中国传统画法,比如临摹、国画等方面,对西洋画的画法一无所知,是李叔同帮助他拓宽了艺术视野,并且发现了他这匹“千里马”。李叔同曾亲口对他说:你的图画进步很快,是我教过的学生当中表现最突出的。这一句指点,给丰子恺指明了他之后一生的方向。几十年后,丰子恺还曾回忆:“李先生的这几句话,确定了我的一生。这一晚一定是我一生的关口,因为从这晚起我便打定主意,专心学画,把一生奉献给艺术,永不变志。”

1918年春,李叔同皈依佛门,法号“弘一”,同年夏天放下教务,正式在虎跑寺剃度出家。丰子恺感念师恩,与老师继续保持往来。李叔同也由此从丰子恺的艺术导师,变成了具有更大影响的精神导师。在丰子恺29岁生日那天,他再次拜弘一法师为师,皈依佛门做了居士,法名“婴行”。至此,两人便有了更多的话题,开启丰子恺和弘一与厦门的不解之缘。

1937年4月22日,丰子恺原定从杭州经上海来厦门拜见弘一法师,但当时因闽南正鼠疫肆虐,未能成行。对前往厦门之约,丰子恺说:“前日在申候船,悔不决意南行也。”他于1937年5月1日致函在南普陀寺亲近弘一大师的广洽法师说:“盖劳弘一法师按装等待,心至不安。”

1938年,丰子恺因抗战离乱仓皇出奔,流离于广西桂林等地,对厦门之念想一隔就过了十一年。1948年9月10日,丰子恺离开杭州,在上海乘太平轮于9月27日抵达台湾。两月后,他又从台湾抵达了向往已久的厦门,除了在厦门举办画展外,此行最重要的就是凭吊弘一法师。

1948年11月24日,丰子恺来到厦门的第二天,他于南普陀寺见到了十一年前相约来厦的广洽法师。他们在后山兜率陀院的阿兰若处,凭吊了弘一法师故居——驻锡之地。丰子恺在弘一大师驻锡厦门时手植的杨柳树前,与广洽法师一起,摩挲杨柳,凝立多时,后作画《今日我来师已去摩挲杨柳立多时》。

对于和弘一法师的师生情,丰子恺在其来厦后所作的《访弘一遗迹敬赠二绝》诗中写得十分真挚与向往:“重道尊师来鹭岛,依然香火旧因缘。”;“衣钵真传留鹭岛,飘然德范喜相亲。” 字里行间,既是叙事,也是抒情;既是追寻,也是赞喜。

 

弘一法师像。丰子恺绘

这幅《今日我来师已去,摩挲杨柳立多时》是丰子恺亲绘,以纪念恩师与厦门之缘。



一个约定,半生坚守

除了教导之情,弘一法师与丰子恺之间还有一段超越生死的承诺之情。1929年,弘一法师与丰子恺同住上海居士林,其间,弘一法师首次提出想与丰子恺合作一本由丰子恺作画、他自己撰文的书籍,二人一拍即合,共同编写《护生画集》。

起初,画集模仿“二十四孝图”的形式,画了二十四幅。准备出版时,有人提议应当增加画作的幅数。这时,丰子恺想到弘一法师五十寿诞在即,遂意欲画成50幅再出版,以此作为献给恩师的寿礼。丰子恺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弘一法师,得到了法师的赞成。就这样,丰子恺继续画了下去,画满整整50幅,并请来国学大家马一浮为画册作序。1929年,第一册《护生画集》正式出版。

1939年,弘一法师六十岁,居住于福建泉州,丰子恺则避寇于广西宜山,继续创作《护生画集》第二册。画集共六十幅,完成后由宜山寄到泉州去请法师书写。法师从泉州来信云:“朽人七十岁时,请仁者作护生画第三集,共七十幅;八十岁时,作第四集,共八十幅;九十岁时,作第五集,共九十幅;百岁时,作第六集,共百幅。护生画功德于此圆满。”那时寇势凶恶,丰子恺携家眷流亡逃命,生死难卜,受法师这伟大的嘱咐,惶恐异常。但他仍复信说:“世寿所许,定当遵嘱。”一句承诺穿越时空,跟随了丰子恺的后半生。

然而,1942年弘一法师溘然离世,至此《护生画集》只完成前两集的内容。1948年来南普陀悼念恩师时,广洽法师拿出了弘一法师珍藏的一封书信给丰子恺,正是丰子恺给弘一法师的那封回信。“世寿所许,定当遵嘱。”恩师虽已辞世,但他们之间的约定丰子恺却始终铭记于心。此时再看到信,丰子恺心神震荡,毅然转身离开南普陀,迅速租下厦门古城西路43号楼上的三间房,决心在此完成《护生画集》第三册的创作。

丰子恺不分日夜地闭关作画,终于在弘一法师寿诞来临前完成了《护生画集》第三册的全部七十幅画稿,此时离弘一法师圆寂已有七个年头。为了能和之前两集画册的形式相同,丰子恺专程将画稿送往香港,请精通佛学的文史大家叶恭绰配写诗文。最终画集得以出版。从那时起,与老师定下的盟约就成为丰子恺一生最大的精神支柱,他时时刻刻惦念恩师的嘱托,下定决心要将之完成到底。

新中国成立后,丰子恺回到上海,出任上海中国画院的第一任院长。繁忙的公务之余,他开始了《护生画集》第四册的创作。1960年,丰子恺在他所居住的“日月楼”完成了第四册的画作,著名书法家朱幼兰先生题字;1965年在广洽法师的催促下,丰子恺提前完成了原本应在1969年才画的第五册的画作,并请著名诗人、书法家虞愚先生题字;而第六册的画作本来应该到1979年才画的,那时候丰子恺身体欠佳,又处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他似乎预感到留给自己的时间不多了,便提早开始创作,为防止画册被毁,他每完成一幅,都会找个隐蔽角落藏起来。正是靠着这种惊人的意志力,他终于在1973年提前六年将100幅的第六册画完,后由朱幼兰先生题字。至此,《护生画集》全六集从开始作画到全部完成,长达46年。

“藏胸丘壑知无尽,过眼烟云且等闲”,这是丰子恺最喜爱的一副对联,苦中作乐、随遇而安。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将凡事看淡的人,却一生追随了一个人,一生坚守住了一个承诺,战乱、迫害、恶疾均不能阻止,直到生命的尽头。

中华儿女美术馆馆长李忆敏感叹:“从1927年到1973年,为了完成与恩师的约定,丰子恺整整画了46年,终于圆满地完成了自己的诺言。古语说:‘得黄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诺。’六册《护生画集》的现世,不仅在中国的文化艺术史上,留下了动人的一页,也体现了丰子恺不管遇到多少磨难,始终讲诚信守承诺的人格精神和道德力量。”

 

厦门古城西路43号今景,丰子恺曾在这里完成了《护生画集》第三册的创作。图/张存良


丰子恺亲绘《护生画集》封面。

《护生画集》内页,释文:好花经摧折,曾无几日香。憔悴剩残姿,明朝弃道旁。


一场相交,一世理解

丰子恺与弘一法师真正相处的时间并不是很长,但在李忆敏看来,丰子恺的思想观念与行为处世,却深受弘一法师的影响。

“弘一法师与丰子恺亦师亦友,甚至亦如手足兄弟。丰子恺受弘一法师影响,一生遵循‘士先器识而后文艺’的文艺观,修身在前,艺术在后;铭记弘一法师‘凡事认真’的特性,以‘做一样,像一样’的精神献身于教育。丰子恺曾说,弘一法师的人格和学问,统制了他的感情,折服了他的心。”李忆敏说。

弘一法师在世的时候,丰子恺把《护生画集》看成送给弘一法师的寿礼;弘一法师圆寂之后,丰子恺把它看成是对弘一法师的怀念。弘一法师入寂后,丰子恺在一篇回忆性质的文章中记录了一则小事:有一次弘一法师去丰子恺家,在坐下前,弘一法师都会把藤椅子轻轻摇动,然后再慢慢地坐下去。起先丰子恺不敢问,后来看弘一法师每次都如此,便十分好奇。弘一法师回答说:“这椅子里头,两根藤之间,也许有小虫伏着。突然坐下去,要把它们压死,所以先摇动一下,慢慢地坐下去,好让它们走避。”

除此之外,弘一法师在生活中的一些细微善举,都给丰子恺留下了深刻的影响。李忆敏表示,丰子恺得弘一法师的心灵启发,和弘一法师一样,以博爱、深广的心灵,把自己放在和万物齐平的境地,去看待天地间的物事。他笔下的人生百态,都是他用心去感受生活的每一个瞬间,发现生活中的美与善,绘制出的大众喜爱的漫画作品。而且这些作品虽然寥寥数笔、线条淡雅、简单朴素,却描绘出人世间的冷暖人情,使人人都能看懂。画面透露着的简单清净生活和仁爱之情,也留给人们无尽的遐想和思考。

李忆敏介绍,《护生画集》这套书里融入了师恩和友谊,也融入了丰子恺一生所倡导的“和平、仁爱、悲悯”。不仅体现了弘一法师、丰子恺等先贤的济慈胸怀,在艺术上《护生画集》也有其不可撼动的地位,其中传递出的爱生、平等、敬养的思想对现实生活亦有积极的意义。这套画集已经不是单纯的劝世书,应当把它看成是文学的、艺术的,因为它包括诗、文、书法、画、佛学的道理五种意义,它是具有永存和广泛流布的价值的。

或许,正是弘一法师的人格魅力,才成就了后面大爱的丰子恺。而对弘一法师的敬爱,也让丰子恺比常人更加明白法师心中所想。很多人都曾疑惑弘一法师为何要出家。从世俗眼光看,办教育、办实业等实实在在的事业,比出家要有功于世得多,丰子恺却十分理解老师的选择。

1948年11月28日下午,丰子恺在厦门寿山岩做了《我与弘一法师》的演讲,再次道出了自己对弘一法师一生的深刻理解和最高评价:“我认为他的出家是当然的。我以为人的生活,可以分作三层:一是物质生活,二是精神生活,三是灵魂生活。物质生活就是衣食。精神生活就是学术文艺。灵魂生活就是宗教。‘人生’就是这样的一个三层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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