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结瓦定：
身份多变，官商盗周旋于男权世界
文/《台海》杂志记者 卢燕 图/涂志伟提供
有人这样形容：“世界上凡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华人；凡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闽人”。在印度尼西亚巴达维亚（今雅加达）、台湾大员（今台南）的厦门华人女海商印结瓦定，明末荷据台湾时期，她孤身在中国台湾地区、厦门等地以及巴达维亚、日本等多地从事国内、国际私人大宗海上贸易。
与郑妈黄氏不同的是，印结瓦定没有强大的家族集团背景。在经略海洋的过程中，面临的不只是随时可能葬身鱼腹的风险，还要与其他贸易势力角逐。
在复杂的环境中，印结瓦定作为海商，官、商、盗身份也在不断转换。她广结人脉，周旋在中外男性社会的各种商贸、政治、军事活动中，以保护、发展自己。她与各方海上势力集团都有往来，进行联络、沟通、协调，在夹缝中拓展、维持着自己的海上贸易。
遵从闽南习俗 收养义子
1619年，荷兰东印度公司驱逐了今天雅加达地区的本土统治者，筑起了一座以高墙护卫的城市，即巴达维亚。几乎从建城伊始，华人就参与了巴达维亚的建设。当荷兰人来到爪哇时，那里的华人主要都是福建人，他们自然而然地成为殖民者的合作伙伴。
据马来西亚道教学院院长王琛发介绍，其时的福建人是中国商业领域重要的中间商，因而也是荷兰贸易不可或缺的环节。当时的中国帆船将瓷器、丝绸一船船从厦门运到巴达维亚，吸引东南亚各地商人带着香料前来交易。
作为现今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的前生，巴达维亚因而成为荷兰人在亚洲从事贸易的中心。1640年又控制马六甲海峡。至此，这个有着“东方女王”称号的城市，在季风亚洲的海域上，统治着一个扩张及贸易的商业帝国。
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荷兰人顾恩率船围攻占领雅加达。印结瓦定的丈夫为印度尼西亚巴达维亚城华商Watting，在战乱中去世，印结瓦定成为寡妇。按照当时巴城荷兰人相关法律的规定，同中国移民结婚的当地妇女及其所生的子女，去番籍入唐籍，在结婚、判案或人口分类时则视同为“唐人”即中国人。
据台湾著名学者翁佳音考证，印结瓦定音译名字由两个字Injeij、Watting组成。Injeij为马来语encik，用在华人身上，通常是指有地位的华人或华裔夫人。
成为寡妇之后的印结瓦定，再嫁厦门人华商三官。明崇祯初年，印结瓦定和三官一起到台湾从事贸易，后又被三官抛弃。1629年，印结瓦定在台湾建房舍。在台湾的9年，印结瓦定住在热兰遮城堡旁，拥有一支海上贸易船队。据了解，印结瓦定还遵从闽南传统风俗，收养有多名义子。
过去，在闽南地区，为了应对外出经商或出洋而造成的家庭缺憾，采取一种务实的措施,那就是收养义子，这在闽南人当中最为常见，在必要时,他们会将比较不那么重要的养子派去冒险、出洋、打理家族生意，而将真正的亲儿子留在家乡身边，以保证家族香火延续。
以台湾为基地，开展海上贸易
印结瓦定与其夫三官从巴达维亚辗转到台湾，以商妇的身分共同打拼，并在魍港（今嘉义县布袋镇）建立基地。
据台南文化协会会长郑道聪介绍，魍港是台湾最早进入历史纪录的地名之一，还是明天启年间颜思齐登陆台湾的基地。16世纪，福建的渔民、海商和海盗，最初就集聚在这个港湾，和大海奋战，和日本人、荷兰人交易。
印结瓦定的丈夫三官在厦门被明廷海道和军门封为官吏，与海盗集团钟斌关系也很好。在魍港，印结瓦定和三官发行书面的通行证给来往此地的中国商船，收取闽南渔夫捕获的7%作为关税，承办并宣判魍港汉人的偷窃和其他案件等等。
据史料记载：“他们在中国人之间这样散播说，他（三官）现在已被海道与军门封为官吏，因此，他在中国人之间，就像荷兰人的长官在荷兰人之间那样，有命令和管理的权力，还散播其它类似的话。……这个人，特别是那个女人（指印结瓦定），一直都因高傲的心态在此地制造麻烦，他们不应该留在此地。” 但是，荷兰人需要依赖印结瓦定开展与中国大陆、日本的海上贸易。
除了发行通行证、代收关税外，印结瓦定在魍港基地的手下与西班牙人、海盗也有联系往来。
明崇祯四年﹙1631年﹚六月三十日，有6个黑人奴隶从台北淡水搭1艘小船逃到大员，七月三十一日晚间，他们“用印结瓦定那艘tingan船逃走了，还带走1个少年人和5个在赤崁照料牛只的公司的奴隶。”
经营地域广 贸易数额大
冬天的南台湾，天空蓝得透明，照着滨海辽阔的平野。冬季的海风带着咸味，吹过台湾嘉义八掌溪的出海口，吹进布袋港边的太圣宫，却吹不散古庙香火缭绕的烟雾。
然而好景不长。 明崇祯四年（1631年），三官以收购大量瓷器与糖为借口，回厦门后与当地年轻妇人结婚，抛弃印结瓦定。其时的荷兰第四任台湾长官普特曼斯于信中写道：“他去那里一段长时间后就忘了他的老妻印结瓦定，跟1个年轻妇女，按照中国的仪式结婚了。因此，印结瓦定和她的丈夫之间产生憎恨，严重到看起来会彼此分离了。从他的表现看来，他无意再回来此地。”
虽然人生又一次遇到挫折，但印结瓦定默默忍受，挺住这一连串打击，自强自立，在台湾大员建造房屋安顿居住，并以此为基地，开启海上贸易之路。
明崇祯七年（1634年）四月十八日“有这群海盗的一个中国人藏在印结瓦定手下的一艘日本戎克船里，这个人前些时候曾经在新港出售武器”。五月十九日，荷兰人在澎湖群岛的西南夺得一艘海盗船，这些海盗用的正是印结瓦定的船。
同波澜壮阔的海域一样，印结瓦定的身份也很复杂，亦商、亦民、亦盗。以台湾为基地，驰骋于中国厦门、巴达维亚、日本等多地，开展着私人大宗海上贸易。
根据数据显示，印结瓦定拥有至少3艘以上的船队。她贸易的货物品种多样，数量金额都不小，如肉豆蔻、白糖、鹿皮、蓝明矾。其中，肉豆寇、胡椒主要是从巴达维亚采购运来，销往中国。而明矾、白糖主要产地则主要在闽南漳州一带，鹿皮产地在台湾。
明崇祯八年（1635）六月二十七日，“有3艘戎克船从魍港前来，载来约一万枚的鹿皮，是属于印结瓦定的。”明崇祯七年（1634）七月到八月间，荷兰台湾大员公司运往日本的台湾鹿皮111840枚，首创台湾鹿皮输出的最高记录。这些鹿皮有许多是经大陆商人深入到台湾各番社向原住民收购的。印结瓦定收购的鹿皮从明崇祯四年﹙1631﹚的600枚发展到崇祯八年（1635）约一万枚，约占到荷兰人的十分之一。
两组数据背后，可以窥见的是，印结瓦定经营数额相当大，贸易的资金雄厚，可见一斑。
人脉广，情商高
印结瓦定商业实力强大，经营地域范围广。作为海商的她，官、商、盗身份也在不断转换。
印结瓦定是荷兰人与福建官方商谈的代表，与明廷福建官方如福建巡抚熊文灿，泉州、厦门官员沟通联系，推动海上贸易活动，同时，她又与日本当局联系，同日本当局如日本阁老会议、长崎平户当局打交道。印结瓦定与海上枭雄郑芝龙关系也不错，周旋于海上武装贸易集团李魁奇、钟斌等海盗间。因居住在台湾，印结瓦定善于同荷兰大员长官、荷兰东印度公司巴达维亚总督顾恩、尤其是台湾大员长官普特曼斯打交道。
印结瓦定利用贸易船到日本交易之机，打听被日本当局扣押的荷兰人纳茨消息，向日本当局说情，是当时荷兰大员商馆重要联络渠道。
明天启七年（1627）六月，纳次担任台湾大员长官。日本人带着雄厚资金伙同大陆商人，在台湾与荷兰争夺贸易市场，由于纳次傲慢和刚愎自用的行事风格，由此引起日荷一系列纠缠争执。
据《热兰遮城日记》记载，明崇祯六年（1633）一月十四、十五日，“今天下午印结瓦定的戎克船从日本带来所期待的消息和朋友们的信件（感谢神），即公司的船只，人员和货物，因诺依兹（即纳茨）阁下的抵达，于日本国会确定该诺依兹阁下抵达之后，立即解除了这非常长久，严重亏损，极为悲伤的禁锢，一切都恢复以前的自由状况了。只有上述诺依兹阁下，在日本皇帝和国会下达进一步的命令以前，还必须被关在牢里。”
虽然住在台湾，但印结瓦定利用自己的广泛人脉关系，奔走于台湾、厦门、泉州、福州，作为荷方代表替大员荷兰人向郑芝龙、福建巡抚熊文灿说情，提出荷兰人愿意协助明官方打击海盗李魁奇，说服明官方同意与台湾的荷兰人进行贸易，推动海商贸易活动。
都说商人逐利，而印结瓦定却颇讲义气，在自己的商船及货物沉没厦门港海里的情况下，仍派船派人与郑芝龙、荷兰大员长官一起出海，在厦门海面救助荷兰商船。
